论陈毅在抗战时期的统战实践(4)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全国范围的内战基本停止，国共两党和谈得以重开。通过谈判，国共双方虽然达成了将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协议，但蒋介石拒绝承认我南方革命力量，坚持“北和南剿"的方针，因此，南方游击区面临着既要开展反“清剿”的斗争，又要争取合作抗日的双重任务。

　　由于国民党对游击区重重封锁和包围，陈毅和项英只能从国民党报纸上一些零星的报导中，观察分析形势，确定方针政策。他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每当国内有重大事件发生，他们都以党的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口号，表明政治态度。西安事变发生后，陈毅就在赣粤边特委负责人会议上指出：“从中国革命发展形势看，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抗日高潮很快就要到来。”果然，“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军对南方游击区的进攻被迫停止。

　　1937年7月中旬，项英、陈毅从一本香港出版的《新学识》杂志上，间接得知毛泽东1937年5月3日在延安中共苏区代表会议上报告的摘要，如获至宝。他们以此为根据，高瞻远瞩，积极主动地提出与国民党江西地方当局谈判。7月22日，项英起草好了谈判条件。7月29日，陈毅致信国民党大余县县长彭育英，倡议双方举行合作抗日的谈判。8月8日，正式发表《赣粤边共产党游击队联合宣言》，表示愿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合作抗日。同时，陈毅起草了《向赣南军政当局提出合作意见书》，并在干部会上统一了思想认识。8月15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发表了《告赣南民众书》，在群众中宣传合作抗日的重要性，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抗日。随后，特委将《宣言》和《告赣南民众书》分别寄给国民党大余、信丰、南康、南雄等县政府和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迫使他们联合署名发表《告中共同志书》的快邮代电，表示“欢迎中共志士下山谈判，共商北上抗日”事宜。8月20日，特委写信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提出协商合作抗日事宜，以配合全国抗战之大计。9月8日，陈毅代表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到大余池江与国民党大余县政府的代表举行正式谈判。经过说理斗争，双方达成了七项协议。9月12日，陈毅由大余县县长彭育英陪同，到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熊滨、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珩谈判。在谈判中，陈毅与国民党第四十六师的代表展开了一场舌战，并痛斥了企图拉拢陈毅的大叛徒陈洪时。赣州谈判达成了九项协议，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要求。游击队改称江西抗日义勇军，暂按国民党保安团的待遇提供给养。为了解决其它游击区的合作抗日问题，国民党当局邀请项英、陈毅到南昌谈判。9月24日，陈毅和项英一同来到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谈判，解决了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走、释放政治犯、在南昌建立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等六个问题。项英还发电报给正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通过他们传电毛泽东、张闻天，报告谈判情况，从此恢复了和党中央的联系。9月底，项英、陈毅在南昌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要求各游击队立即集中，听候改编，为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南昌谈判的成功，标志着南方地区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基本形成。

　　南昌谈判结束后，陈毅仍然在南昌、吉安等地组建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通讯处，同有关各县的国民党地方当局继续谈判，解决遗留问题。为了动员游击队下山改编，陈毅还不辞辛劳，亲赴湘赣边和赣东北游击区做说服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游击队改编工作的进程。不久，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陈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1938年春，陈毅率领由赣粤边、湘赣边、湘鄂赣边游击健儿组成的新四军第一支队指战员，奔赴抗日杀敌的最前线。

　　二、广交各界朋友，共筑抗战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