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启蒙运动的内容：社会团体和各种运动的勃兴

　　社会团体勃兴

　　爱国启蒙运动的展开首先体现在社会团体的兴起，而社会团体也是爱国启蒙运动的载体。大韩帝国原为专制国家，自独立协会被镇压以后，民众的结社自由被禁止，因此未曾出现过任何公开的社会团体。日俄战争以后，韩国的党禁逐渐开始放宽，为爱国启蒙运动的展开培植了土壤。1904年6月6日，日本驻韩公使林权助照会大韩帝国外部，要求将韩国全国荒地的开垦权转让给日本人长森藤吉郎手中。消息传出以后，韩国上下哗然，前中枢院议官宋秀万、沈相震等于1904年7月13日在汉城（今首尔）钟路白木廛组织了“保安会”（又称辅安会），取“辅国安民”之意，展开了反对将土地开垦权转让给日本人的运动。参与的人有三四千之多，他们连日召开声讨大会，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以担当日俄战争期间韩国治安自居的日本对此十分恐慌，在1904年7月16日出动宪兵和警察镇压保安会的集会，抓走了申箕善、宋秀万、沈相震等主要干部。但保安会成员继续抗争，他们把集会地点从钟路转移到典洞汉语学校，日本则继续进行镇压，关闭了保安会总部“保安会议所”与集会地典洞汉语学校，并造成人员伤亡。大韩帝国政府迫于民间压力，于1904年7月23日宣布不会向日本人转让全国荒地，日本方面也在8月1日取消了这一要求。同时韩国政府还不断敦促保安会解散，保安会见目的已达成，便自行解散了。保安会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其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并使自独立协会以后沉寂已久的社会团体与社会运动重新兴起，揭开了爱国启蒙运动的序幕。

　　保安会后来在1904年8月27日再次创设，同年9月11日李儁、李商在、李东辉等将其改组为协同会，后又演变为共进会、进明会等，与当时的亲日团体一进会相抗衡。尽管韩国政府多次颁布禁止民会的命令，甚至逮捕了李儁等社会团体领导人，但这股潮流已无法阻遏。1905年5月24日，尹孝定、李儁、梁汉默等组建了“宪政研究会”，其纲领是：“帝室威权之揭于钦定宪法（大韩国国制）者，期图尊荣事；内阁职权之载于官制章程者，期图责成事；国民义权之得于法律范围者，期图自由事”。宪政研究会倡导政治体制改革，鼓吹民主宪政，具有鲜明的进步性质。同时在1905年11月《乙巳条约》缔结前后，宪政研究会积极展开反对日本人及其走狗一进会的运动，结果会长尹孝定被傀儡政府逮捕，宪政研究会解散。

　　1906年4月3日，继宪政研究会而兴的社会团体“大韩自强会”成立了，发起人是张志渊、沈宜性、尹孝定等人，尹致昊被推为会长。当时韩国已沦为日本保护国，韩国统监府只容许不直接妨碍其侵略的文化运动，因此大韩自强会只能在保护国的体制下“合法”地展开爱国启蒙运动。他们定期召开演讲会，发行《大韩自强会月报》，不断扩大影响力。该会以振兴教育和殖产兴业为主旨，以此来达到“自强”的目的，而政治改革与恢复主权的目的则被隐去了。但其“自强”的终极目标仍是如此，即“二千万口之自强，则国家之政治可以改善，世界之羁绊可以出脱”。尹孝定亦撰文指出“专制国民无爱国思想”，强调必须废除专制政体，实行民主宪政，才能凝聚人心。当时不仅是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清朝内部的立宪运动对韩国知识界影响也很大，《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一直追踪清朝政界动态，高度评价中国实行宪政。因此爱国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们亦以清朝为榜样，鼓吹立宪政体。而大韩自强会尽管避免像义兵运动那样与日本正面冲突，然而因其爱国属性终究不容于日本，1907年大韩自强会发起了反对日本逼迫高宗皇帝退位的游行示威运动，事后便遭遇解散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