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的广州地下党

　　到广州沦陷区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我在粤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作，曾先后担任过中共新会县工委、新鹤县工委书记、中山县委书记和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领导成员兼组织部长、珠江三角洲临时工委副书记等职务。1944年底，中共广东省临委决定调我到广州沦陷区工作。1945年1月我经珠纵司令部，然后从中山县崖江渡江到达东纵司令部所在地(也是省临委所在地)接受任务。省临委书记、东纵政治委员尹林平在东纵司令部同我谈了话。林平说，广州沦陷区工作原来主要是梁广领导和分散联系的，现在梁广需要转移到游击区，所以决定调我到广州接替梁广同志的工作，今后广州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将由我来负责(但当时没有讲清楚给我的是什么职务)。林平又说，中央早已有指示，要加强敌后城市和交通要道沿线的工作。目前苏联红军反击德军已取得决定性胜利，英、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中国抗日战争即将进入全面战略反攻阶段，因而加强敌后城市工作更具迫切意义。在谈到广州地下党的工作任务时，林平作了三点指示：1.广州地下党需要巩固和加强，要把各条线插入广州的组织统一起来，并在此基础上继续稳步发展;2.可以东纵和珠纵名义进行政治宣传活动，扩大东纵和珠纵的政治影响;3.原来广州地下党为游击部队服务所担负的各项任务(如交通站、联络站工作，购买医药用品等)，要继续做好。最后，林平把广州地下党各条线主要领导人的组织关系交给我。其中有东纵系统的麦任，原粤南省委系统的余美庆，珠纵系统的郭静之，北江特委系统的何君侠等。

　　我接受任务后便立即动身到广州，同行的是东纵政治交通员何琼。1945年2月抵广州。行前，林平曾给我一笔经费，全是崭新的汪伪储备券，一个不大不小的藤箱装得满满的。

　　广州地下党的统一

　　我到广州后，由何琼带路，先到惠福西路麦任住处同麦见面。麦在他家里腾出一个房间给我居住(到7月，我迁到三府前街与当党员使用的进步群众陈沛霖同住)。随后，又同余美庆、曾珍、郭静之、何君侠等四人接上关系。余、麦、曾、郭、何等五人分别是广州地下党各条线的主要领导人。通过同他们联系，我对当时广州地下党的组织状况和广州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广州沦陷以后，由于党员撤得太空，广州党组织空白了两三年时间。从1942年前后开始，粤南省委、北江特委、东江纵队、珠江纵队(前身是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和西江特委等先后各自派遣了一批党员进入广州活动。他们到广州后，以中央关于白区工作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为指导，经过两三年时间的努力，在广州站稳了脚跟，建立了一批交通站、联络站和秘密据点，发展了一些新党员，建立了党的一般外围组织“游击之友”，为重建广州党的组织、配合广州外围游击战争做了大量工作。由于他们来自不同的组织系统，因而各有各的任务，分别由各自的组织系统直接领导，相互间没有横的组织联系(除余美庆、麦任在必要时分别与其他组织系统有个别联系外)，几股力量一时未能在组织上统一起来。当时的基本状况是这样：

　　来自前粤南省委系统的，领导人是余美庆和曾珍(梁广在广州时是梁广总领导)。党员人数在15人上下，分布在工人、店员、小商人、小学教师等阶层中。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重建广州地方党的组织。

　　来自东纵系统的，领导人是麦任。党员人数为20至30人左右。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东纵部队服务，其中有负责交通工作的，有做黄包车工人工作的，有做情报和敌伪军敌工工作的。在国民党军统特务中，有一个秘密小组，内有二个党员、一个脱了党的群众等。此外，还有几个非党关系，内有伪军的营长、连长和伪军事机关的高级参谋及留穗的东莞武术界的头面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