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期珠江纵队驻广州联络站情况

　　1942年初，我在中共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书记罗范群的指示下，结束了在顺德的工作，来到广州，接替了原来由黄友涯领导的珠江纵队派驻广州的党的工作。我仍由罗范群单线领导。不久，1943年夏我因病，经罗范群批准，在广州医病，不担负工作(此时我由梁广领导，在广州的关系由郑鼎诺负责)。1944年春病愈调回中山工作。1945年再调回穗。现将我在广州这段工作回忆如下：

　　我到广州后首先是接上关系，建立据点。当时接上关系的党员有郑鼎诺、崔楷权、李淑明、麦祺夫妇以及后来派入广州的邝任生爱人小冯(小冯不久就转到另一条线)等六人。郑鼎诺通过社会关系，在万善堂中学当教师，教美术及国文。以后我们又把肖佩芳、何婉莹、吴兴文等党员通过郑的关系安排到该校工作，使万善堂成为我党的一个据点。

　　崔楷权是最先受珠纵党组织派入广州工作的一个。他最初是插入市二中搞学生工作的。后来，我们考虑到崔的家庭环境和社会条件，让他开展商业活动进行掩护，更有利于党的工作。因此，我们便要求他除了继续抓好读书时所联系的进步同学外，还要力争在广州(起码在惠福区)成为一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商人。这样由其父崔馥泉出资金，于1942年春夏间，在惠福区米市路口开了“广安”柴店，并由他出面当老板。我们要他与周围群众以及惠福区一带商人搞好关系，积极争取当保、甲长，有可能的话，还要争取插足公安局。柴店业务稳定下来后，他又做了大量的工作，开展一系列的社会活动，与周围一带茶楼如“巧心”、“一德”、“得心”、“大元”、“大来”的老板、主管、伙计以至各个茶楼的报贩、烟档的烟贩、街坊等，都混得很熟，同左邻右舍关系都处理得很好。由于有这种基础，他很顺利地当上“甲长”，并深得伪惠福区公安分局长的赏识，成为其私邸“诚园”的座上常客。由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广安”柴店成为我党在广州比较重要的联络站，东纵麦任也和我们取得联系。

　　李淑明是广东军阀李福林的侄女，又有东莞明伦堂的接济，经济上较为宽俗，因此，我们把她放到广东大学，以便在大学生中做知识分子和开展上层人物工作。麦祺夫妇则在崔楷权的资助下，在惠福路开了一家甜品店。

　　这样，凡党组织派入广州活动的同志，我们都设法为他们安排相应的职业，取得掩护，立稳脚跟，为下一步在广州开展抗日斗争，进行党的地下工作打下牢固的基础。

　　我们在广州取得立脚点，站稳脚跟以后，迅即按照党组织指示，开展各项工作。

　　崔楷权同志利用“老板”身份，以买货为名，经常来往于罗岗、从化、增城等地，成为一个“做生意”的忙人，久而久之，我们索性让他抽出时间离开广州，跑西海根据地。因为那时我们还没有交通员，不少重要任务非他或我直接去不可。老崔对这些任务，做得很好，毫不受人怀疑。

　　当时，我们在广州做这些工作，是非常艰苦和危险的，稍一不慎，便会招致日伪的逮捕、杀害。崔楷权同志虽然取得他父亲的资助，开设了“广安”柴店，但终究是资本有限，入息微薄，何况我们主要还在于做革命工作。而那个时候，我们经营“广安”，既要养工人，又要接待部队来往的同志，再加上我们自己几个同志连崔家，吃饭人口有时达十来人之多，有时还要为部队伤员支付较大的医药费用。这样，区区一间柴店，自然是入不敷出。为了解决柴店的困难，我们除秘密地出卖家里值钱东西进行帮补外，只好提倡省吃俭用。除了小孩及三个主要劳动的店员(这三个劳动力主要作砍柴送柴工作，劳动量很大。一位叫布润;一位叫崔洛，是楷权之弟;一位是周卓文，是周明介绍来的)吃干饭外，我们都只吃粥过日子，而且还得躲在家里吃，不让街坊知道，以免招致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