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教育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3)

2017-12-18 19:13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小白兔白又白手机版

　　总之，一方面，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扶持起来的积极分子由于自身存在着一些弱点，如多数乡村干部不识字，不能完全理解党的政策，还不能完全胜任党交给他们的任务，甚至有些党的干部在当地扮演着“两面派”的角色;另一方面，在中共掌握政权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没有进行土地革命的地区，旧势力在乡村社会仍然可以呼风唤雨，乡村民众还没有完全与旧势力剥离关系，游移在抗日民主政权和旧势力之间，对抗日民主政权所宣传和执行的政策还持怀疑态度。对于依附于国民党地方政权的政治土匪，中共动用军队进行武力清剿，这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但对于乡村士绅，中共在抗战爆发前夕就有承诺，既不能采取镇压的手段，也不能没收其土地和财产，在经济上还不能完全削弱他们。而且中共在根据地建立的是“三三制”民主政权，使他们不仅在经济上保有原来的大部分财富，而且在政治上享有一定的权利，一些人还依靠自己的威望和财力进入了中共乡村政权的核心。

　　如何解决乡村政权中存在的问题?如何使民众实现对中共政权的认同?如何使广大农民有参与政治的热情和积极性?一方面，中共给了广大农民看得见的实惠，如抗战初期的免除赋税，与民休息的政策，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在各根据地实行比较彻底的减租减息运动，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从中获得了利益。另一方面，中共加强了对根据地民众的意识形态教育，即选择了对民众实施社会教育的方法，它不仅使农民粗识文字，更重要的是用一种新的文化道德观念取代旧的文化道德观念，使广大民众实现对中共政权的认同，使中共政权扎根于乡村社会。

　　二、社会教育的目标

　　社会教育的一个目标是消除文盲，提高边区民众的文化水平。陕甘宁边区是一个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地区，曾任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对边区的乡村社会作了这样的描述：“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文盲达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60%，成人达3%;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卫生的苦头，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16)林伯渠也指出，边区的“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及其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再如华池等县两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全(边区)人口的百分之一”(17)。大量文盲的存在，既不利于抗日战争的进行，也不利于中共政策在抗日根据地的实施，从长远利益看，更制约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为了补救根据地民众在文化知识方面的缺失，中共十分重视对民众的扫盲教育。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边区政府就指出：“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全国一致的抗日战线和全国一致的民主政治，首先在自己直接领导的陕甘宁特区建立抗日的模范。他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地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特区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18)1939年又强调指出：“在目前抗战正向新阶段发展的时候，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灌输以抗战的必要知识，大量消灭文盲，是非常迫切的任务。”(19)因此，抗战时期的扫盲教育实质上是一次文化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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