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教育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2)

　　同时，也要看到，在中共建立的新的权力网络中，特别是在县级以上的政权机关中，其主要职务(如县委书记、县长)大多由操着外地口音的红军干部来担任。由于长期受到地方强人“保境安民”口号和抵制外部势力(包括官府)的影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当地民众在心理上不可能如此快地接受“外人”的统治，即他们对操着外地口音的红军领导者表示出了怀疑甚至不信任，既是已经加入了共产党组织的乡村积极分子心里也不踏实，许多党员仍旧与哥老会和佛教有关联，怀疑政府和外来组织形式的权威⑥，他们要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如环县是中共政权建立比较早的地区，1936年6月，中央红军西征时解放，不但建立了县、区、乡、村政权，而且由李富春担任书记的陕甘宁省委就设在环县的一个叫河连湾的小村子。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中共具有四年半政权建设历史的地方，1941年初发生了大规模叛变事件——“环县事变”。事变的主谋叫赵思忠(外号赵老五)，农民出身，18岁时家庭遭到土匪洗劫后，他躲避在深山里，20岁返回家乡，利用其二哥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关系搞到一些枪支，以防匪为名，拉起了民团。⑦在中共官方的记载中，赵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因为他专门杀害紧跟共产党的乡村干部。但民间说他是一个“兔子不吃窝边草”的人，对当地民众很讲义气，因而在环县北部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在当地一些乡村政权中，许多干部表现出“二元”面孔，即表面上是中共乡村政权的干部，实际上听从赵的指挥，甚至一些乡村和区的干部投靠了赵，进而由赵安插人把持中共基层政权。他们说：“八路军来了，我们是共产党;赵老五来了，我们还是自己人。”⑧1941年1月，中共环县基层政权的17个乡的民众，2000多名自卫军随土匪赵思忠哗变⑨。其中有“二百多个共产党员(占全县1/4)，三十多个乡级干部以至个别区级干部直接参加与领导了这次叛乱”⑩。这次事变的发生，反映了抗战初期中共乡村政权在经过了土地革命的老根据地并不是十分稳固，其根本原因在于边区的乡村政权还没有完全取得大多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陕甘宁边区未经历过土地革命地区的情形又如何?边区未经过土地分配的地区是在国内和平局面出现后建立了统一战线的环境下形成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出现了和平的局面。为了表示与国民党再次合作的诚意，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中共向国民党做出了包括“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在内的四项保证后(11)，立即发布文告停止苏维埃时期的土地政策。这样，陕甘宁边区的一些地区保留了旧的土地制度。在未分配土地的地区，地主土地制度仍然存在，地主、缙绅仍然有很大的势力，甚至左右着这些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特别是在中共建立“三三制”政权后，一些地主、绅士参与到各级政权中来，影响着中共政策在乡村社会的实施。减租减息政策在这些地区难以展开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抗战伊始，中共就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但直到1942年时，这一政策还是不能在陕甘宁边区彻底落实。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旧权威在边区乡村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地主利用在乡村的地位抗拒中共的减租减息政策的落实(12)。在未经过土地革命的乡村，地主不仅在经济上有实力，有些乡村的政权依然执掌在地主手中。如绥德县辛店区的一个乡，其政权一直把持在地主手中。1940年中共在绥德就公开建立了政权，但四个年头过去了，这个乡还没有中共党员和党组织，因此在1943年7月的乡选中仍然选了一个破落地主担任乡长。为什么不选举穷人当乡长?当地的民众解释说：“穷人没知识，吃不倒财主，怕负担派不出去。”(13)由于穷人没有知识，在乡村也没有权威，只有将乡村权力让给地主。中共在边区面临的另一问题是农民对政治的冷漠。由于世代生活在黄土高原的深山大沟里，长期与外界缺乏沟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非常淡漠，特别是边区没有受到日军的直接蹂躏，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动员农民投入抗日运动以及参加中共政权组织下的一切抗日活动都是比较困难的。不仅如此，对能够给农民带来直接利益的政策如识字、减租减息、生产运动等也表现出参与不积极。农民害怕识字后成为“公家人”，有些农民自己不愿识字，也不让孩子读书识字，有的送孩子上学时，认为自家孩子从此成为“公家人”而“痛哭流涕”(14)。在减租运动中，“在经济上处于劣势的农民，在生计胁压下，不得不给地主让步，有的和地主串通隐瞒政府，有的互相争租夺佃，在部分农民中间还流行着一些落后保守、不相信自己力量和不完全相信新政权的力量的情绪。”(15)农民的这种参与政治的冷漠，有碍于中共一切政策在乡村的贯彻。也就是说，在多大程度上取得农民的积极参与，关系到中共政权在乡村社会的稳定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