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化党对朝鲜国内政治集团的态度变迁 开化党对日本及清朝的态度如何

 

　　开化党是朝鲜王朝后期一个非常重要的集团，它对当时的朝鲜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时的朝鲜经历过两个集团相继执政的情况，这两个集团分别为大院君集团和闵妃集团，开化党对这两个集团的态度并不是简单地否定或者肯定的关系。另外，开化党对日本和清朝的关系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对国内
　　开化党与当时朝鲜内外部关系的基本情况是：壬午兵变以前，接近闵妃集团，反对大院君集团，向日本传递秋波；壬午兵变以后，反对闵妃集团，拉拢大院君集团与事大党中的稳健开化派，彻底依赖日本，反对清朝。
　　一般认为开化党与守旧党对立，或是与事大党对立，这都是片面的。19世纪70年代以后，朝鲜的政治势力分为闵妃集团和大院君集团两派，闵妃集团以骊兴闵氏外戚为核心，并有安东金氏、丰壤赵氏等老论派大族与之联合，自1873年从大院君手中夺权以后，构成了闵氏一族的势道政治，国王高宗亦受制于闵妃集团；大院君集团则以高宗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为中心，南人与北人官僚及“卫正斥邪”的儒生亦属于这一派。而自19世纪70年代后期以后，开化党异军突起，逐渐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势力。壬午兵变以前，在这三股政治势力中，大院君集团无疑是典型的“守旧党”，曾在1881年掀起辛巳斥邪运动与李载先谋逆事件，后来更引发了壬午兵变，使守旧势力达到顶峰；而闵妃集团则一直主张开港，并对新生的开化党加以倚重，在1880年高宗决议采纳《朝鲜策略》、实施开化政策以后，开化党人李东仁、尹雄烈、闵泳翊、洪英植、鱼允中、金允植等开始活跃于开化的第一线，在建立统理机务衙门、创设别技军、派遣赴日绅士游览团与赴华领选使、与美国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等开化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都不乏开化党人的身影，因此闵妃集团可谓是开化党的同路人。至于“事大党”一说，在壬午兵变以前并不存在，而仅停留在封贡层面的“事大”可以说是这三股政治势力的共识。
　　但是壬午兵变打破了这一局面，一方面由于清朝对朝鲜的干涉，大院君作为兵变祸首而被抓到中国，标榜“卫正斥邪”的守旧党——大院君集团一蹶不振，这在客观上为开化党扫除了一个大障碍，使开化思想与观念迅速流行于朝鲜；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理念与对清态度的不同，稳健开化派从急进开化派分化并脱离了开化党，闵妃集团也不再扶持开化党，他们借助清朝力量恢复权势，并更倾向于清朝洋务运动式的改革，而亲清的稳健开化派金允植、鱼允中、金弘集等也与闵妃集团合作，一道构成了所谓的“事大党”。开化党人虽试图在自己职权范围内推动近代化改革，却遭压制而收效甚微。于是闵妃集团变为开化党的敌人，他们虽未否定开化，但开化党则对其嗤之以鼻，称其“名曰开化，实无开化之效”，并叹息“实开化党无几人，皆是顽固党，则开化之效，不知在于何日也？”也就是说当权的闵妃集团已被开化党定性为新的“顽固党”（守旧党），这也成为其发动甲申政变的动机。而对于真正的“守旧党”即大院君集团，开化党反而充满同情并加以笼络，开化党人曾高度评价道：“大院君，人杰也”，并称“虽然若非此公之虎威，则不能杜开化而保顽固；非此公，则他日亦难望变顽固而进开化也”。即他们认为大院君虽然在过去有阻碍开化的作用，但将来没有他也不能成就开化。后来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政纲第一条便是“大院君不日陪还事”，并在新政府中为大院君的子侄预留了职位。同时，开化党虽高喊“击灭事大党”，却对事大党中的稳健开化派仍给予尊重，在甲申政变时的新政府中也授予他们官职。但是大院君集团已无能为力，而稳健开化派又不买开化党的账，故导致了开化党的迅速败亡。总之，壬午兵变后开化党的敌人是闵妃外戚集团，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也是要联合大院君集团与稳健开化派来打倒闵妃集团，开化党在甲申政变时的人事调动以“凡见屈于诸闵者概举当官”为原则就充分反映了这点。有学者据此认为，甲申政变的性质并不是开化党要扫除守旧党或打倒事大党的近代化改革或革命，而是“独立党为了和外戚对抗，依靠日本势力，企图实行急进式的革新。他们虽然标榜革新，但其本质不过是要打倒外戚政权，建立以非外戚为中心的政权而已……大概在近代朝鲜历史上，政治上不得志的名门子弟拥立宗室的不平分子企图打倒外戚的事例并不鲜见，李载先之狱就是其中一例。也就是说，独立党和外戚的抗争是朝鲜特有的政权争夺。”
　　对日本
　　在开化党的对外关系上，亲近日本是其主要特征。自开化党于1879年派李东仁赴日以后，开化党要人便不断前往日本考察，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载弼、尹致昊、俞吉濬等在甲申政变前均有出使日本或赴日考察学习的经历，他们试图与日本进行全方位的合作，在政治上借助日本力量对抗国内反对派，经济上多次向日本借款，文化上输入日本式的近代文明，军事上接受日本式的军事训练。开化党下层也有很多赴日的，他们大多是作为随员或下人跟随主人去日本，有的还在开化党领导者的劝告或推荐下前往日本学习深造，如徐载弼以下李圭完、申应熙、郑兰教、申重模等10多名在日本户山陆军学校接受军事训练的士官生徒，此外徐载昌在日本学习养蚕，申重模在日本学习日语，申福模在日本学习军事，边树在日本学习化学，南兴哲在日本学习牛痘，等等。而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则对开化党表示欢迎并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由此开化党在国内的指导者为刘鸿基，在国外的导师当属福泽谕吉了。
　　当时福泽支持开化党是基于其“东洋盟主论”的理念，他认为东洋三国中日本最为优越，故应努力开导朝鲜文明开化，以抵御西洋的入侵。他说：“朝鲜之人民绝非野蛮，虽非无高尚之文思，然眼光尚未分明，如迷失方向者也。……若外来者，不可以威胁迫，不可以利侵占，唯正其人心之非，使之自发一途耳。”由于开化党“倾意依赖于日本”，故又得到了“日本党”的称号。但福泽谕吉反对这种提法，他指出甲申政变完全是“事大党”和“独立党”之间的倾轧，或者可谓守旧与改进之争。福泽认为，“支那党”之名是非常适合的说法，“支那政府干涉朝鲜之内政，喜欢其涉者即是‘支那党’”，而日本只是和朝鲜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 除此之外毫无其他关系，但朝鲜人看见希望维持本国独立的人就称其为“日本党”，其名甚至传到了日本，“原本在他国主张独立之人，我辈主要乃喜欢他们认可独立，百事有羡慕我日本之情，但此仅乃对方之事，非我国所了解。总之，在如今混乱之情况下，朝鲜有‘日本党’之名，世间或理解为如‘支那党’之‘支那’二字，产生日本人同朝鲜之内政、内事有关系等嫌疑也无法预料的”。可见这无非是福泽为了开脱自己同开化党、甲申政变的干系的说辞而已。
　　对清朝
　　对于宗主国清朝，一般认为开化党是要反清独立，不过这一目标是壬午兵变后才浮出水面的。之前清朝虽为宗主国，但势力未进入朝鲜，且对朝鲜开化产生关键影响的《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及后来的《朝鲜策略》、《易言》等书无不来自清朝，所以开化党人不但没表现出反清言行，而且不排除对清朝有好感。开化党领袖金玉均在1882年上半年第一次东渡日本时，还主动接触清朝驻日公使黎庶昌和驻长崎领事余瓗，与其探讨世界大势。但是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在日本被福泽谕吉洗脑，壬午兵变后又亲眼目睹清朝对朝鲜的粗暴干涉，遂产生了强烈的反清情绪，疾呼“打倒清国”。壬午兵变后朴泳孝、金玉均、徐光范、闵泳翊等开化党人奉命出使日本，表面上他们仍与清朝保持交流，金玉均甚至邀请黎庶昌为其新作《治道略论》撰写评论与跋文，还请求清朝出面斡旋朝鲜与更多西方国家建交，但另一面他们却向驻日英、美、俄等国公使痛骂清朝的干涉，并恳请他们直接与朝鲜建交，不要经由清朝。
　　壬午兵变平息、《济物浦条约》签订后，中日两国均在汉城驻军，其中清军达3000人，日军仅200人。开化党见清人横行霸道于朝鲜国土，肆意干涉朝鲜内政，反清独立思想日益根深蒂固。金玉均在1883年夏第三次渡日时，每周都有一次与留学生的见面会，他在会上教育开化党的留学生说：“西洋各国皆是独立国也，无论某国独立，然后可以和亲，而朝鲜独为中国属国，深可耻也。朝鲜亦于何时可为独立，而与西洋诸国同列乎？”另外朴泳孝亦曾训诫开化党人说：“汝为朝鲜人当有知觉矣！朝鲜乘此时可为独立国。”尹致昊也有类似言论。由此“文明开化”与“反清独立”成为开化党人相辅相成的奋斗目标。然而，当时开化党的言论只是单纯想要脱离清朝，并没有或来不及上升到批判事大主义、鼓吹民族主义的地步，清朝在甲申政变前似乎也没对开化党引起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