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陆军军史中的中国抗日战争(8)

　　《指挥困境》提出，史迪威的角色在1943年10月发生了变化，从一个只提建议、无指挥权的参谋军官转变为一个发号施令的指挥官。作为中缅印战场美军指挥官、东南亚战区副最高指挥、在印度的中国军队指挥官、北部战区指挥官，史迪威负有多种职责。多种角色、时常矛盾的使命和要求，意味着他时常面对一系列指挥问题。《指挥困境》中一个并未言明的观点是，史迪威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努力与美国对中国战略地位的看法有着相互影响。书中指出，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之前，美国很重视在东南亚采取重大军事行动来打破对中国的封锁，并使日军转移在西南太平洋的兵力，罗斯福认为此举对亚洲意义重大。11月的开罗会议和12月的德黑兰会议后，罗斯福的对华态度发生重大变化，取消了原计划发动的缅甸战役。《指挥困境》认为影响罗斯福对中国战场的评估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是：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的举止，苏联答应参加对日作战，蒋介石拒绝为打破日军对华封锁做出重大努力。这些因素也影响了罗斯福对于蒋介石作为一名军人和政治家的评价，他给蒋介石的电文语气越来越强硬，以至于威胁要中止对华租借法案援助。同时，在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罗斯福更多地支持史迪威的意见。12月底，史迪威在缅甸北部履职。罗斯福敦促中国在战争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美军作战计划处提出中缅印战场的使命应是为盟军在太平洋的军事行动提供空中支持。笔者认为，《指挥困境》关于罗斯福对华态度发生变化的描述基本客观，但把变化的原因过多归咎于蒋介石，显然是在为美国方面开脱责任。真实的原因是，苏联答应参战后，美国认为取得对日作战胜利已无问题，不再那么需要中国了。

　　《指挥困境》认为，蒋介石在指挥权问题上勉强同意做出让步主要是因为史迪威在缅甸取得的战功。书中指出，1944年春，对中国的后勤支援依然严重不足。罗斯福与蒋介石决定把美国对华援助的重点放在空中力量上。日军攻占衡阳后，中国人的不满开始集中在美援的分配和使用上。史迪威继续遵循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罗斯福派赫尔利赴华，就指挥权的移交进行谈判。缅北战役在史迪威的指挥下取得重大进展，在印度的中国军队拿下了缅北腹地，把中国和美国的国旗插在了距中国边界40英里的地方。1944年8月3日，盟军占领密支那，这是中缅印战场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在史迪威缅甸赫赫战功的背景下，蒋介石在8月下旬表示，“原则上”同意给予史迪威在中国的指挥权，而难处理的是复杂的指挥权的界定问题[3]。史迪威越来越怀疑他自己就是蒋介石“彻头彻尾的一个傀儡”。笔者认为，《指挥困境》的观点显然有失偏颇，只字未提美方对中国方面的不够尊重。

　　2.史迪威被召回及美国对华态度的变化

　　关于史迪威被召回的主要原因，《最后岁月》的说法大体是：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不可调和;罗斯福出于对中国主权的尊重;为了最终打败日本，美国还需要中国和蒋介石。史迪威赴华履职后不久就发现很难说服国民政府采取他提出的诸如减少军队数量、加强军队战斗力并为其配备高素质职业军官等必要措施。陈纳德也反对史迪威的计划。在得到罗斯福和蒋介石的支持后，陈纳德获得了使用美国空军援华物资的优先权，这就大大妨碍了史迪威重新武装和改革60个中国师的努力。这一时期，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从华东的基地给美军在西太平洋的作战行动提供空中支持，认为如果史迪威能指挥包括国共在内所有的中国军队，就能阻止日军夺取美军在中国的基地。罗斯福赞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在1944年7-9月通过其特别代表赫尔利，多次劝说蒋介石让史迪威做中国战区的战场指挥官。蒋介石最初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后来又变了卦，指责史迪威的表现不称职，要求美国政府将其召回。罗斯福认识到这涉及到了中国的主权问题，遂召回了史迪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