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抗战时期大后方金融网的构建路径及特点(7)

2018-04-26 07:11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郭太白手机版

　　值得注意的是，在信用方式和放款内容等方面，外省籍银行与本土银行有所差异，外省籍银行比较稳健，多注重押放，川籍银行则相反。各行押放大都以公债及股票为押品，亦有以日用物品为押品而放款于字号及私人者，此种风气亦以川籍银行为盛。至于以原料作抵的放款于工厂者为数颇少，仅少数较稳健的外省籍银行有之。在放款内容上，川省籍银行是比外省籍银行更偏重于商业放款的;至于放款利率，大概以外省银行为低，而川省籍银行较重。

　　然而，中国由于资本尤其是私人资本的不发达，私人企业的工商银行各业，其规模异常狭小，同时在工商业长短期资金的融通中，商业银行的私人资本也只是政府系统银行的国家资本的配角而已。无论在资力(包括自有资本及借入资本)，业务规模，以及分支机构各方面，商业银行的势力都远不及政府系统银行，就是在战时，商业银行虽颇发达，但仍不能变更这种悬殊的局面。

而“四行二局”体系在抗战前，就已呈现明显的业务垄断态势，存款和发行兑换券业务远远超过了全国银行业的半数，分别为59%、78%(商业银行仅占23%、0.6%)，资产总额和纯益也占全国的59%、44%(商业银行仅占19%、16%)。从1944年起，国家行局的存款额更是占全国存款总额的92%。

　　4. 银号钱庄等业的重新崛起，成为大后方金融网络中的重要补充。钱庄业为中国固有之商业金融组织，而其业务则侧重于商业金融之普通存放，在中国未有银行组织之前，钱庄素执金融牛耳，且其负调剂金融之重任，较银行为早。

20世纪30年代因钱庄经营不善，渐趋衰落。而抗战后，在银行业发展的同时，银号、钱庄等金融机构随之又乘机发展起来，成为大后方金融网的重要补充。从钱庄业来看，以四川省最为发达，战前有钱庄55家，共计有资本318.1万元，单个钱庄资本在10万元以上者为15家。其中重庆23家、资本200.6万元，成都12家、资本76.8万元(正本和副本的资本额均计算在内)，自流井12家、资本14万元，其他各地8家、资本26.7万(缺1家资本数)。到1941年时，重庆新设银号、钱庄36家，成都新设22家，内江新设8家，仅此三地的新设钱庄数已超过战前的20%，资本少则10万元，多则数百万元不等。 1943年10月底止，重庆市钱庄银号的总分庄号计36家。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重庆1943年钱庄银号的家数较1941年有所减少，但资本总额及平均资本额均较前增加很多。就平均资本看，钱庄银号的平均资本，1941年底为战前的五倍半多，1943年10月底则又为1941年底的3倍，而为抗战前的平均数的14倍半多。就资本总额论，1941年底，钱庄银号资本，也不过为战前资本的13倍，而1943年10月底，则钱庄银号的资本总额，为战前资本总额的22倍。所以1942年以后，乃是钱庄银号增加资本最多的时期。

　　到1945年8月，除云南、青海、新疆、宁夏尚缺银号钱庄外，四川(含重庆)、西康、贵州、陕西、甘肃5省的银号和钱庄总数发展到154家，分号27所;其中四川省有82家总号和26所分号，西康1家总号，贵州2家总号、陕西63家总号和1家分号，甘肃6家总号。

不过，与银行业相比，战时钱业无论是组织形式还是规模和经营方式都不能与银行业相比。其组织形式仍以合伙或独资为普遍;其资本少者10万元，多者数百万元，仍较银行的规模为小;至其经营技术，亦仍注重于对人信用，旧式账簿之沿用亦仍未改良。总之，战时钱业的勃兴，并非表示其实质有何改善，只是战时游资以设立银钱业为其出路之一的一种表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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