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抗战时期大后方金融网的构建路径及特点(3)

2018-04-26 07:11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郭太白手机版

　　在抗战爆发前的长时期里，上海无疑是中国的金融中心，而西南西北地区的金融业则比较落后。若以1936年之情形论，全国银行总行为164家，分行为1332家，除设置香港及海外之总行10家，其在国内者，计总行154家，分行1299家。而上海一地，总行即达58家，分行亦有124家，分别占全国总行数37%以上，分行数9%;其次为江浙二省，总行计36家，分行300家，占总行数23%，分行数23%;西南五省亦只总行8家占5%，分行96家，占7%;至于西北五省(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最为落后，总行不过4家，只占2%，分行65家，占5%，其中新疆、甘肃各只分行4家，青海则总分行俱无

;不仅银行在西部地区的分布不平衡西南较西北发达，而且西南西北诸省内部也不平衡，金融重心主要集中在四川，之下依次是陕西、广西、新疆、云南、甘肃、宁夏、贵州，西康最为落后。其情形如下表所示：

　　表1　西南西北地区银行数统计表(1937年6月)

试论抗战时期大后方金融网的构建路径及特点

　　资料来源：寿进文著《战时中国的银行业》，(出版社不详)1944年1月版，第38—40页。

　　“八一三”事变以后，国民政府预计东部、中部地区难保，乃将国统区金融、经济中心西移，提出要在平汉、粤汉线以西的西部地区建立“抗战建国”大后方。11月上海失守，国民政府旋即迁往重庆，作为政府金融机构的中中交农四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随政府西迁，各机构的总行、总管理处和总局以及四联总处办事处，均纷纷迁往重庆，标志着中国金融中心开始西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局势逆转，国民政府遂决定在上海的四行机构一律停业。

　　除了四行二局等政府金融中枢机构自上海撤往重庆外，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当时也纷纷西迁，在此情形下，银行经营业务，颇多转向西南，与政府战时金融政策取一致之行动。

其中，重庆尤为军事、经济、政治之策源地，四川素称天府之国，物产丰饶，而重庆地扼全省之锁钥，转运之枢纽，凡陕、甘、川、康、滇、黔、湘、桂之商业，胥以重庆为中心。由此，以中央金融机构迁重庆为标志，重庆作为中国抗战的金融中心地位迅速形成，并不断增强。1941年底，重庆的银行总行由战前的9家增为18家，翻了一番，银行分支行处由战前的27家增为72家，约增100%;钱庄银号由战前的23家增为53家，约增100%，合计为143家，较战前的59家约增100%。1943年10月底，重庆的总行由18家增长为39家，较战前增310%，银行分支处由72家增为89家，较战前增220%，银号钱庄有的合并、有的改组为银行，由53家减为36家，较战前增15%。合计重庆市银行、钱庄、银号家数由战前59家增为1941年的143家，再增为1943年10月的162家，分别为100，142.4，274.6。而在上海，随着在上海乃至全国金融业中居主导地位的那些金融机构从上海地区的消失，上海以往所处的全国最大、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地位，遂发生了改变。于是“政府鼓励于前，国家银行倡导于后，一般商业银行亦纷纷至内地设行，新成立者亦不少，致金融网遍布西南西北诸省，从前荒漠之地，今日新式金融机构到处可见。尤以四川境内设置最多，分布极广，大多数银行，皆将总行移于渝埠，重庆今日蔚为全国金融之中心”。下表可见重庆在抗战中作为金融中心的显赫地位。

　　表2　1945年川渝沪银行分布比较

试论抗战时期大后方金融网的构建路径及特点

　　资料来源：据重庆市档案馆编《四联总处史料》(下)，第492页，由作者整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共10页: 上一页 1 23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