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战地文化服务处”(2)

　　三厅编写的抗战宣传品数量很大。据阳翰笙回忆：“记得有一次晋察冀边区来的一位同志向我索取这些宣传品，我一次给他的就有200多种。那时纸张困难，每种宣传品印的数量不多，最多印几万份，但是散发下去，流传很广。”“流传很广”自然起到了宣传作用，但情势后来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国民党上层有一批不主张全民抗战的顽固派，他们对三厅的抗战宣传内容起初并不在意，后来发现其中内容体现的是发动全国军民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意志，便视之为一股“有危险的潜流”。于是在一些顽固派的授意下，有的战区就下令不准他们的军队接受这些宣传品，也不准许地方邮局受理邮寄。但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一些进步官兵与当地“战地文化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已经熟络了，他们自己跑到服务站索要宣传读物。这也充分说明了三厅的这些宣传读物已成为前线官兵的一种精神寄托。在裸露的土堆壕沟里，在硝烟弥散的间隙，一些简单的阅读对前线士兵们来说是多么惬意的一种精神享受。

　　战地文化服务处与全国慰劳总会的工作有着密切的配合。当时慰劳总会的卡车载着宣传品送往前线，返回时便将各地可作慰劳用的物资采购回来，同时也替别的部门代运必要的物品。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运输链，但突然谣诼四起，流言甚嚣，“三厅走私”的谣言不胫而走，令人目瞪口呆。尽管善良的人们并不相信，但这种抹黑战术还是让三厅的同仁们非常气愤。他们在热情地为抗战宣传、呐喊，背后却有“同一营垒”中捅来的刀子，且见血封喉，极具杀伤力。对这使人心冷齿寒的谣言制造者，郭沫若一语中的地予以揭露：“部内张厉生、贺衷寒之流。”当然，清者自清，在铁的事实面前，很快谣言便不攻自破。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另一个版本的谣诼又被炮制了出来，这一次更加厉害，称“三厅是中共的运输机关，专门替中共运输宣传品”。这不仅仅是将三厅的宣传工作狭义化、政党化，而且也是对客观事实的公然歪曲，有疏离三厅与其他部门以及前线抗战官兵关系之用心。

　　更有令人愤慨的事继之发生。一日，贺衷寒竟率人半夜突查战地文化服务处的堆栈，折腾很久而一无所获。随即又搜查次日即将开赴西安的一部卡车，将所有已经包装好的书报全部打开。映入眼帘的都是官方报纸和印刷品，且都是抗战内容的宣传品。后来发现了几包旧的《新华日报》和《生活周刊》之类的进步报刊，他们如获至宝，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将其从车上全部扣留下来。其中有人把握不准地说：“《新华日报》是重庆各地公开发行的报纸，是不是要扣下?”贺衷寒无话可说，悻悻而返。

　　次日，阳翰笙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去找贺衷寒质问：“听说贺秘书长亲自带领一二十个人去搜查我们三厅的堆栈，这是什么意思?你们要搜查，为什么不通知我们一起去搜查?如果有坏人故意借搜查之名塞些什么东西进来诬陷三厅，怎么办?”阳翰笙非常气愤，情绪也很激动。他继之说：“三厅为抗战做了许多工作，不辞辛劳，这是有目共睹的。而你们竟这样对待我们，这叫我们以后如何工作?还要不要抗战?”

　　贺衷寒支支吾吾，非常尴尬。

　　郭沫若知道这出闹剧后，不禁嘲讽地说道：“顽固派的神经衰弱、疑神疑鬼，老实说实在是到了可笑的程度。三厅如果要把战地文化服务处作为中共的运输机关，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会明白，何至于要拉何公敢出来做处长呢?何公敢是国民党员，是‘孤军派’的健将，有一个时期他和国家主义的青年党倒是很接近的。居然要把‘红帽子’戴在何公敢头上，岂不令人啼笑皆非吗?”

　　战地文化服务处虽然为抗战宣传做了很多工作，但由于几次风波而为国民党上层所关注，在三厅转移到重庆不久，陈诚下令撤销了这一组织。

　　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与服务处的“一项绝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