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贵州公路建设

　　一、抗战前贵州公路建设之概述

　　贵州地处中国西南，位于云贵高原东部，隆起于四川盆地、湖南丘陵和广西丘陵之间。自古以来，贵州在西南地区的战略地位甚为重要，东接湖南，西连滇省、南界广西、北邻四川，为东来西去、南上北下的必经之地。明清时期，官方驿道便发展成了以贵阳为中心的黔湘、黔滇、黔桂、黔川四条干线。[1]P1然受政治、经济形势之影响，加之受阻于复杂的地形地势，贵州的道路建设相较于东部各地则颇为滞后。当西方近代文明的曙光照耀中华大地，当近代铁路、公路在东部各省蔓延，当各地相继响起机车轰鸣声的时候，沉静的贵州依旧在传统文明与近代文明之间徘徊。传统的交通方式、原始的运输工具仍旧在贵州的土地上续写着它们曾经的辉煌。

　　1911年，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这股前所未有的汹涌洪流并未因贵州的闭塞而放弃对其洗礼，落后的贵州终于翻开了其发展史上的崭新一页。然而，革命终究没有换来贵州的兴盛。朴实的贵州人民刚刚脱离清廷腐败统治的火坑，却陷入了腐朽的军阀统治的深渊。贵州的道路交通也没有因辛亥革命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而脱下陈旧的外衣，换上新式的华服。古老的驿道交通犹如黄昏的夕阳，仍旧发挥着它的余热。

　　1926年6月，周西成任贵州省长。为加强统治、活跃经济、增加财源，在联粤反蒋、窥蜀拒滇的决策下，制定了“通江(注：长江、珠江)达海”的筑路方针。[2]P120次月，成立贵州路政局，直隶于省长，管理全省路政事宜，并任命窦觉苍为第一任路政局长。同年，在贵阳市区建成了贵州第一条近代公路。随后，动工兴建黔川、黔桂、黔湘、黔滇四大干线及一些支线等长途公路。以1926年为标界，贵州的近代公路交通实现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转变，运输方式亦告别了以人力、畜力运输为主的原始时代，迈入了近现代的大门。此后，尽管贵州政局颇不稳定，主政者频繁更迭，主管路政事宜的机构名称一换再换，但是，周西成的后继者――毛光翔、王家烈等人从巩固和加强统治的目的出发，仍旧依照周西成时代的既定计划继续修路。自1926年起至全面抗战爆发的十年期间，贵州近代公路建设实现了零的突破，并迎来了第一个发展的春天。期间，不仅兴建了以贵阳为中心向东、南、西、北方向沟通邻省的四大干道，还建成了多条干道支线以及环绕贵阳通过贵州腹地及边区主要城镇的二重内环外环路线，总长约为1686.5公里。1926年至1937年间，贵州各年公路建设具体情况可见下表。

　　二、抗战时期贵州公路建设之概况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继蹂躏东北之后，越过长城，入侵华北。欲望的触角在整个中华大地上延伸。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发动的这场侵华战争，是对世界和平的公然挑衅，更是对人类文明的毁灭性打击。在这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在这抗日救国的紧要关头，国共两党摒弃前嫌、携手共赴国难。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在国共两党的共同领导下，在中华民族付出巨大民族牺牲的基础上，历时八年，勇敢的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长达八年的抗战，对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是一个极大的不幸。残酷的战争，让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同胞或死、或伤，难以计数的房屋、厂矿毁于弥天的战火，因战争而受到的间接损失更是无法估量。然而，八年的抗战对于地处中国西南的贵州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当熊熊的战火从华北向华东、华南等地蔓延，中国东部地区大面积国土相继沦陷。特别是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政治中心西移之后，西南地区成了抗战大后方。地处西南的贵州成为后方要冲，湘黔、黔桂、川黔和滇黔四大公路干线交汇处的省会贵阳，一夜之间即成重要的交通枢纽。东部地区工矿企业的西迁，大量资金及技术人员向西南地区流动，促进了该地区的开发，也给贵州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这一时期，贵州的经济、文化、交通等事业皆获得长足的进步。期间，贵州公路建设亦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