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革命研究简史：被不断翻案的革命(2)

　　十六年后即一六八八年，荷兰处境更加不妙：雄才大略的路易十四此时已经羽翼丰满，正在逐步实现主宰全欧洲的大计，法荷战争可谓一触即发；英国的詹姆斯公开信奉天主教，建立了强大海军和常备新式陆军，而且唯路易马首是瞻；至于荷兰各省(它们是高度独立的，全国议会必须得到省议会授权才能够采取行动)则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在此背景下，前面两个问题就很容易得到解释了。就荷兰全国而言，十六年前兵临城下的惨痛记忆犹新，亡国危机已再度出现，所以趁英国人一致反对詹姆斯的专权和“天主教化”政策，民情汹涌的时机，破釜沉舟，先发制人，以图打个翻身仗，那是果敢决断而非盲目冒险的行动。就威廉三世个人而言，他和英国王室关系极密切：本人是英王詹姆斯的外甥，夫人玛丽 (Mary stuart)则是詹姆斯的女儿，她在法理上有资格继承大统，而以坎特伯雷大主教为首的“七君子”又致密函予他求助，这代表了教会、贵族和士绅的广泛支持，所以他可以说是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天与人归”时机。但即使如此，当年六七月间法军虎视眈眈于旁，本国各省议论纷纭于内，所以他仍然必须耐心等待。而最后决定大局的，却是路易选择在一六八八年九月加剧对荷兰的贸易战争，这激起了荷兰人的同仇敌忾，使威廉得以说服议会将他的大计付诸实施。同样关键的是，路易决意和德国诸邦开战，于九月底挥军进围莱茵心脏地区，这为荷兰解除了后顾之忧，短短一个月后威廉就断然率军渡海了。所以，威廉是通过处心积虑的部署，然后看准时机，以雷霆一击而成就大业的，他的“黄袍加身”绝非幸事。

　　二、两百年来第一翻案文章

　　这些细节说明了一件事情：光荣革命不仅仅是英国内部的转变，而且和欧洲国际政治息息相关：没有决心打“翻身仗”的荷兰和威廉三世，没有失算的路易在无形中“配合”，都不会有这样一场革命。不过，国际形势导致了这场革命的形态和进程，它的基本动力和决定性因素无疑仍然是在国内。威廉有他的动机和实际考虑，那么他的对手詹姆斯又如何？他执意以高压手段推行“天主教化”政策，弄得众叛亲离，心中到底有何图谋、打算，抑或就只是固执、糊涂、一意孤行？他有众多谋臣，有法国的奥援，更建立了强大军队和舰队，怎么会两军尚未交锋就仓皇出奔，将王位拱手让予女儿和外甥？他失败的真正原因到底何在？一六八八至一六八九年这场革命所代表的，到底是宫廷和贵族间的“拨乱反正”，还是由政治、社会、宗教上的整体和深层冲突？

　　三百年来，这些问题已经有无数学者、史家讨论过了。他们大多数是将之作为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史的一部分来讨论，但以之作为主题来全面和深入研究的也代不乏人，其中十九世纪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四卷本《詹姆斯二世登基以来英国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可谓奠基巨著，至于二十世纪特里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的《英国革命一六八八——一六八九》(English Revolution 1688—1689)和钟斯(J．R．Jones)的《英国的一六八八革命》(The Revolution of 1688 in England)则持相同论调：这几位英国史家基本上就是“光荣革命非革命”和“拨乱反正”说的创立者和宣扬者。特里维廉所谓“驱逐詹姆斯是革命行动，但除此之外这个奇特革命的精神正好和革命相反”，斯特拉卡(GeraldM．Strake)宣称“它(光荣革命)不是‘革命’，因为它带来了加强而并非推翻旧秩序的一套法律。在某种意义上，光荣革命阻止了真正的革命”是此论调的典型——光荣革命的平和、完美印象，就是由他们所塑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