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议会在光荣革命后的作用和演变 光荣革命后英国政治变化的特点

 

　　都知道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政体就起源于光荣革命，但光荣革命之后英国议会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却极少有人能够回答得上来。本文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丁堡大学历史系教授哈里·狄金森的一次讲座整理，哈里·狄金森在这次讲座中从三个维度梳理了自光荣革命以来英国议会在宪法框架及在政治结构中的作用和演变，想要了解英国议会的变革革命后的作用以及英国政治变化特点的读者不妨一读。
　　行政权和立法权统一于议会
　　首先，狄金森教授介绍了行政力量以何种方式试图运作英国议会，并使其能够支撑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英国议会诞生于13世纪，但在16世纪前，议会商议的次数很少且不定期。16世纪后，因政府运作和战争所需花费迅速增长，国王不得不频繁召开议会。议会召开次数越多、征税越频繁，议会的重要性便愈加凸显。议员们对自身政治身份的认同感越强，也越愿意参加议会。至17世纪，国王已意识到，必须与议会合作，国家才能持续运作，但王权和议会权力的冲突一直时断时续，直至1688年光荣革命爆发后，才达成稳定妥协。这种妥协确立了英国议会此后300多年的演进发展模式。
　　光荣革命后，行政权和立法权都统一到议会手中。直至今日，这一点与其他现代国家都颇为不同。这种两权统一的政治架构使得英国在每届政府任期之内实现了高效的决策能力和执行力，而高效率尤其体现在国债发行以及通过立法制定经济发展政策这两方面。
　　从1688年以后发行的英国国债都是议会举债，因此和法国由国王举债相比，英国国债的政府违约可能性小得多，因此尽管英国国债的收益率只及法国国债的五分之一甚至更低，英国国债仍然供不应求；而法国国王举债却经常赖账，因此收益率虽高，但是人们却不愿意购买法国国债。体制差异导致两国国债在市场上的表现不同，因此英国在紧急情况下总是能够迅速调动大量社会资源。从1688年到1815年，英法之间一共进行了6次战争，英国获胜5场，法国只在美洲独立战争期间获得对英国的胜利，但正是这场胜利让法国政府破产并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在立法特别是经济领域的立法方面，英国议会具有很高效能。1689年以后，议会每年都召开，且正式确立了财政预算制度，这种财政现代化的举措让议会对经济更具前瞻性和规划性，同时对通过促进经济增长的法规法案也更加积极。经济方面的立法或立项程序得到优化和简化，各地方政府向威斯敏斯特提出立法或立项的申请书往往只需1-2页纸即可，如果通过初审，才需要长达数十页的详细立法或立项计划书。18世纪以后，议会通过数量远超过前代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以及各种经济项目。
　　狄金森教授还特别提到，行政权和立法权统一于议会的这种政治架构在当下也有特别意义。他首先分析了当前美国国会和总统在社保等法案以及国会两党在财政预算问题上形成死结的深层次原因。美国建国之初就将行政权和立法权分别赋予总统和国会，这样的架构设计切割了权力，保证了政体平衡和相互制约。在经济发展较好、社会矛盾较少的情况下，该政治架构更为高效。但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社会矛盾加剧，不同群体间的割裂加深，两党都出现极端化趋势，中庸温和的人数在减少。国会两党很难在预算上达成妥协，而奥巴马推行社会改革、寻求国会通过相关法案的努力屡屡受挫，严重阻碍美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改革和抗击金融危机的能力。相比之下，这种现象在英国不太可能发生。行政权和立法权自光荣革命以后便一直统一于议会之中，首相既是政府首脑又是议会执政党（多数党）的领袖，因此，以首相为首的执政党推行某项立法往往都能通过。而且，由于首相是第一财政大臣，名义上的财政大臣其实是第二财政大臣，因此政府制定的财政预算在议会也都能通过。英国人对政府的制约主要是通过大选来实现的，一旦大选结束，新上台的执政党领袖便可以拥有比美国总统、法国总统、德国总理等大得多的权威来执政，故执政党在任期内往往具有“独裁般的权力”。英国的这种政体应对特殊时期挑战的能力较强。
　　有产精英主导议员选举
　　英国的现代政党制度形成于18世纪后期。这一时期，贵族依然有很大影响，要想进入贵族统治阶层并非易事，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形成一个明显的封建或军事的社会阶级，而且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他拥有财产的人过从甚密、关系复杂。他们都非常确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商业社会，而这一点为他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好处和利益。
　　贵族精英阶层十分了解他们天生拥有的统治社会下层的权力，也确信民主本来就是不稳定的；为了维持秩序并保护财产，他们认同国家需要一个绝对不可抗拒的专制权威。另一方面，他们坚持认为应当把这种权威置于“王在议会”的形式下，而不是在单一的国王政府的掌握中。在他们看来，不能指望有资产的人们（无论他们获得财富的手段如何）把财产交由一个专制的君主摆布，只能将其置于一个由有财产的富人组成的温和议会的最终控制之下。他们并不承认所有人都有积极主动参政的权利，但他们确实相信所有人都应享有一定的公民自由。
　　18世纪中期以前，虽然有辉格党和托利党之分，但是议员选举问题更多是候选人和该选区的贵族以及推荐人的个人关系问题，和候选人或者党派的政见与执政政策关系不大。但是随着英国社会的迅速发展、政治思想的传播、美洲革命、法国革命以及工业革命的相继爆发，辉格党和托利党在很多新出现问题上的政见差异迅速拉大，在议员选举问题上，党派政见的重要性超越了个人关系的重要性。从1810年代开始，辉格党和托利党已经确立了明确的分界线。
　　上院的权力自光荣革命开始一直在削减，特别是经历了19世纪三次议会改革以及20世纪普选制的确立后，上院基本成为政治传统的象征，而非实权机构。
　　下院自13世纪开始便一直代表民众议事。光荣革命后，下院成为英国最重要的权力机构，不过在19世纪议会改革前，人们认为下院议员不是每一位臣民利益的代表，而是英国所有地区以及所有重要国家利益的代表。对于英国大多数民众而言，他们感受到的政治的存在并非是在威斯敏斯特，而是在地方。政治和社会控制的实施主要发生在地方一级，并常常在议会选区的框架内。几十万的个人——选民或非选民——都是在这一层面上体验政治的。但是，多数议会选区只有很少选民，而这些选民又处在有产人士的庇护和影响之下。
　　在越来越多的小选区中，成功的候选人都不是由选民自由选出来的，他们要么是由一个当地富有的地主提名，要么在很大程度上被该地区少数几个领导家族所支配。赢取议席花费巨大，通常只有富有的赞助人或候选者才能承担得起。即便是在小的自治市镇，也要花费几千英镑才能赢得议席。有的选举费用甚至是天文数字。此外，议席一直需要补充，即便预见到不久的将来不会有什么竞争，候选者也不得不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巩固议席而花费钱财。因此，所有的赞助人和大部分候选者都是富有的有产者也就不足为奇。钱财和地位无疑是左右选举结果的主要因素。为了避免昂贵而又失和的竞争，尤其是在郡里，有产精英通常会为了分享议席而在内部互相妥协。这使选民无法真正获得机会来影响结果。即便是在一些进行投票的选区，自由选举权也会受到削弱，或是因为选举监察人的偏袒，或是因为，质疑所公布选举结果的陈情书被送至议会，下院多数也会有所偏袒。
　　选民的作用超出了很多历史学家的设想
　　然而，即便有大量证据证明有产精英如何成功影响了选举结果，历史学家也并不因此就可以下结论认为，选举系统就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体系，选民的行动可以被忽略。由庇护人提名或在其影响下当选的下院议员人数通常被夸大了。18世纪早期，只有大约100名下院议员是这样选出来的。到该世纪中期，这个数字已经翻了一番，而到世纪末已达到了三倍，尽管如此，在很多这样的选区，选民的举动很少可以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还是能一定程度地表达独立意愿。此外，在更大、更重要的选区，庇护人很少有足够把握赢得席位。选民的意见对于很多席位来说是完全不能被忽视的。即使在那些小的、庇护人可以发挥相当影响力的自治市镇，他们也只是因为在影响选民这项任务上花了足够可观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才有所收益。在大部分选区，当地精英不得不考虑地方对他们行为举止的反应，因此他们所能施加的影响力是建立在他们在选民当中、即实际上是在整个社区的声望的基础上的。学者们发现，选民的作用超出了很多历史学家所设想的程度——候选者总是需要向他们奉承和献媚的。对于选民来说，选举本身是积极参与性的体验。有时，主要但不仅仅是在大的选区中，选民可以表现其独立性并对抗那些希望影响他们选票的有产精英。换言之，即便英国的选民只占人口的极少部分，但选举的很多实质性内容已经成型。
　　19世纪议会改革后，议员们的选区意识以及选民意识越来越明显，地方问题以及在国家利益问题上的地方差异成为议会辩论中越来越重要的因素。英国的民主化进程是非常缓慢、逐渐扩展的，这也造成了当下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制度有很大差异。
　　此外，狄金森教授还论述到英国议会近几十年遭遇的新挑战。光荣革命后，议会在英国政体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和苏格兰合并以及和爱尔兰合并后，英国议会的统治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但二战以后，联合王国内部地方分离倾向日趋严重，随着苏格兰议会、爱尔兰独立、北爱尔兰议会等的建立，威斯敏斯特议会在国内的统治权被各地方议会瓜分。同时，由于面临加入欧盟的压力，英国必须放弃部分国家主权以满足欧盟相关条约的要求，英国议会也面临来自布鲁塞尔权力的介入。对于来自内部地方议会和外部欧盟议会的新挑战，威斯敏斯特议会是否能成功应对还有待观察。
　　最后，笔者希望狄金森教授谈谈他对英美两国政治体系的一些个人体验。狄金森认为，两国政治体系各有所长。美国有成文宪法，且相对而言十分稳固，因此，任何一次立法上的改革都会引起巨大争议，甚至导致变革的流产；英国则不同，由于没有成文的宪法，任何一次最新的立法都可以将以前的立法彻底废除、实行新法，因此大的立法变革并不会引发社会动荡。
　　从狄金森教授的讲演中，我们不难总结出英国在光荣革命以后政治变化的两个特点：其一，尽可能照顾普通民众的利益（前提是民众自己必须提出自己的权利诉求）；其二则是每一种变革都尽可能与传统对接，从而避免了社会动荡，也避免了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反复。（文/陈晓律 李阳，南京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