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光荣革命”更应该被称为“明智的革命？

　　英国1688年革命在世界历史上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一度被称为“光荣革命”，但在今天看来，这一称呼其实并不恰当，本文的笔者认为，这场革命其实更应该被称为“明智的革命”。那么，1688年革命为什么不应该被称为“光荣革命”？这场革命究竟“明智”在哪里呢？
　　“光荣革命”的光荣之处
　　不过即便这次革命的确是“光荣”的，其光荣之处又在何处呢？它不是那种拿破仑式的光荣。这种光荣也与那种浪漫和戏剧性的场面、参与者的英雄主义行为无关，虽然这些也确实激发了人们的想象，使人们热血沸腾。七位主教穿过道路两旁跪下的民众走向伦敦塔；威廉的舰队在清教之风中驶入托湾；詹姆斯二世，跟随着他的妻儿，逃亡到了法国，再也没有回来——毫无疑问，这些都是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事件。接下来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发生的那些事件更具有血腥味儿——克力克兰基战场上两军的怒吼，伦敦德里城墙上拼死的搏斗，波因河上呼啸的滑膛枪和长矛。但是，所有这些，不是像巴士底狱的陷落或者拿破仑的帝国，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一种新的恐怖的诞生。它们是那些四十年前就被提出来的问题，在更英勇、更大胆、更具有创造力的一代人手中，得到不同于以往、更有创新性的解决。
　　诸多理想的破灭使人们变得清醒，到1688年，人们经历了双重的幻灭感，先是克伦威尔圣人式的统治，然后是詹姆斯君权神授式的统治。但不管怎样，过去的经历已经使人们畏惧再一次的内战。俗话说：被烧伤过的孩子害怕火。这次革命值得赞赏的地方不在于歇斯底里的吼叫和骚动，而在于冷静、谨慎、智慧的悄声细语，这些胜过了所有的喧闹声。
　　这次革命的真正“光荣"之所在，并不是为了保证它的成功只使用了最低限度的暴力，而是在于，这次革命的解决方法为后世的英格兰人民找到了一个避免使用暴力的办法。先人们在外国军队的帮助下，战胜了一个头脑糊涂的国王，因为他迫使他的十分之九的臣民都不得不在法律、政治和宗教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上起来反对他，这种胜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光荣之处。在双方力量如此不对等的情况下，如果祖辈们失败了那才真正是整个民族的耻辱。
　　在这场短暂的、未流血的革命中，光荣属于威廉而非英格兰人。威廉制定了详尽而周密的计划，不惮风险跨海远征，英格兰人所做的只是在威廉和他的军队登陆时万众一心地举帽欢呼而已。
　　但是对于英格兰来说，也有着真正的光荣：在詹姆斯二世被推翻的政治巨变中，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刑场上，都没有流下英格兰人的鲜血。虽然爆发内战的各种因素都已具备，但英格兰人民的政治天赋使得他们避免了又一次的内战。他们的敌人、法国的路易十四确信，如果威廉在英格兰登陆，这个党派分立的岛国将会再一次陷入长时间的混乱和争斗之中。否则，他本来可以出兵威胁荷兰边境，阻止威廉的跨海远征。
　　但是在1689年2月召开的议会大会，将英格兰人民团结起来，阻止了法国的企图。通过明智的相互妥协，当年圆颅党人和骑士党人、国教徒和清教徒之间，先是在艾芝西尔和纳斯比，四年后又在塞奇摩尔结下的血海深仇终于得到了化解。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在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詹姆斯二世的过程中，抓住了这个转瞬即逝的联合起来的机会，共同缔造了一个新旧参半的政体，这就是后来历史上称之为的“革命解决方法”（Revolution Settlement)。
　　在这种政体形式下，英格兰从此得以享受和平。不管对于教会还是国家，这个“革命解决办法"都证明具有稳固的特质，它几乎没有变动地一直维持到了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的通过。在接下来的 19世纪和20世纪里，社会发生了迅猛的变化，但“光荣革命"所缔造的宪政基础依然支撑起了越来越民主化、越来越庞大的上层建筑。从长远看，这就是光荣革命的“光荣"，它不间断地燃烧了二百五十年，它不是那种凶猛的、短暂的、具有摧毁性的火焰。
　　最保守的革命，最开明的革命
　　詹姆斯二世的被驱逐的确是一个革命性的行动，但是这次革命的精神却完全是与革命“背道而驰"的。这个革命不是要推翻法律，而是要维护法律，反对一个破坏法律的国王。这个革命不是要在政治上或宗教上迫使人们必须去服从某一种意识形态，而是给予了他们法律之下的自由。这次革命既是自由的又是保守的，而大多数革命则两者都不是，它们所做的就是推翻法律，然后除了一种意识形态外绝不容忍其他的存在。
　　但是在这次革命中，教会和国家的两大政党联合起来，从詹姆斯二世的手中拯救了这个国家的法律。革命成功后，在1689年2月共同和分别成为时局的主宰者之后，不管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都不会再容许自己的民众遭受迫害，不管这种迫害来自于君主还是反对党。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解决方法”的要旨就是法律之下的个人自由，这种个人自由既是宗教方面的，也是政治方面的。历史上的所有革命之中，最保守的革命往往也是最自由和最开明的。假使詹姆斯只是被辉格党或托利党单独推翻的，在他倒台后随之而来的这个解决办法就不会如此开明，或者如此长久存在了。
　　在思想和宗教领域，个人自由的获得是通过放弃这样一个长期以来坚守的信条，即：一个国家内所有的人民都必须是国教的一名成员。1689年的《宽容法案》给予了非国教徒宗教信仰的权利，虽然他们在政治上还没有得到完全平等的权利。由这次革命开启的这个时代的宗教自由和宽容精神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这种权利很快就扩展到了那些罗马天主教徒，虽然这只是在实际生活中，并未得到法律上的真正认可。而从某方面说，天主教徒就是这次革命所针对的目标。
　　在这样一个相似的时代精神下，个人的政治自由逐渐确立起来。1695年出版审查制度被废除，法官在政治问题的处理上更加温和和公正，更重要的是辉格党和托利党在政治上的权力制衡，在双方相互对抗的旗帜下，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以某种方式找到庇护。通过这些方式，英国人那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关于言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观念，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这都要归功于这次革命与众不同的特色。
　　詹姆斯试图将国王置于议会和法律之上。这次革命，虽然将行政权留给了国王，但却将他置于了法律控制之下。从此以后法律是由独立的、国王不能撤换的法官解释的，并且只能根据议会法案更改。同时，议会通过每年的《兵变法》，使得军队不得不依赖于议会存在。议会下院通过拒绝一次性给予威廉终生的财政拨款，从而获得了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权力，并使得自己的地位变得比上院更加重要，而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都曾经获得过这种终生的财政拨款。事实上，在“光荣革命”以后，下院逐渐获得了对国王行政权的控制，这种控制是通过在威廉、安妮、前两个乔治国王时期逐步发展起来的内阁制度获得的。所有这一切，1689年时的人们都没有预料到，他们的目标就是将国王的权力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而这些法律则是由那些倾向于议会的律师做出解释。但是在沃尔波尔和彼得父子任首相时期，汉诺威王朝的宪政体制，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径直超出了革命解决方法之外。
　　一次贵族的革命
　　这次革命一直被认为是一次贵族性的革命。事实上，是全国人民、所有的阶级联合起来促成了这次革命。但是在一个仍然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不管是经济结构还是社会结构，都使地主们成为了农民的天然首长。当需要起来反抗政府时，那些贵族和乡绅，例如托利党的丹比勋爵和西摩尔勋爵，辉格党的德文勋爵和什鲁斯伯里勋爵，就承担起了领导的责任。当这个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除了他们没有其他人可以担当起领导的责任。内战伊始，圆颅党和骑士党的军队都是由同一个阶级一一贵族地主阶级组织起来的。在克伦威尔军政府统治时期，这个阶级的领导权曾经暂时消失过，但在1660年王政复辟后，这种统治权又重新完整恢复。在1689年以后，这种领导权依然继续，直到工业革命后一个新的社会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即使詹姆斯能够成功地建立起一个专制王权，在那个时代，他也必须通过贵族和乡绅们进行统治。詹姆斯曾经试图利用那些担任郡守和治安法官的贵族和乡绅来推行他恢复天主教的政策，但是他们像其他人一样反对他。詹姆斯没有其他的官僚机构来进行统治，导致了他的必然失败。
　　就此来说，这次革命的确是地主阶级力量的一次展示，不管是托利党还是辉格党。他们之所以在政治上力量如此强大，是因为那个时代他们在英国社会的构成中，的确是不可缺少的。那个时代任何形式的英国政府，都必须通过他们才能运转。
　　应该指出的是，贵族地主阶级不只是从这场革命中受益，它在促进国家的法治、商业和普通民众的幸福等方面做出了同样巨大的贡献。这次革命最坏的后果并不是所谓的增加了贵族阶级的权势，而是产生了在整个18世纪都一直持续的一种过分的保守主义。在未来的许多年里，由于人们对詹姆斯二世的许多所谓“创新"的反对，就给予了维护传统制度过分的肯定。詹姆斯为了恢复天主教和建立专制制度，对市镇的法人团体进行了改造，侵犯了大学和教会的自由，并试图将议会下院进行改选。因此，在18世纪，政府和议会都害怕对市镇、教会、大学和议会制度进行改革，即使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加廉洁和有效的政府。因为詹姆斯看待宪章就像是一张废纸，所以18世纪的人们就把这些羊皮纸奉若神明，认为不管上面写了什么都是正确的——只要它是一个宪章就行。“光荣革命"后的一百五十年是英国历史上最保守的一段时期，虽然这绝不意味着它是不自由、不快乐、不繁荣的。
　　柏克之前的辉格党政府和柏克之后的托利党政府，都对“光荣革命"的解决办法尊崇备至，它变成了极端保守主义的一面旗帜。对沃尔波尔、布莱克斯通 、柏克、埃尔顿，和19世纪早期反对雅各宾主义的托利党来说，1689年就像是创造的最后一年，当上帝俯视英格兰的时候，它看上去是那么完美。
　　但是当这种极端保守主义的心态最终消失的时候，在迅速变革的新时代里，当年的“革命解决方法"依然是国家的基础，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英国人仍然生活在其中。国王与议会和法律的关系；法官的独立地位；议会的每年召开；下院在财政问题上的最高权力；英国国教的地位；对宗教上持异议者的宽容；除了服从陪审团的意见以外，不受其他限制的、政治上的言论和出版自由；简而言之，一个为自由人民建立的君主立宪制，是英国政体的基础，真正奠定这个基础的是那些起来反抗詹姆斯二世的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贵族、乡绅、律师、商人，以及普通民众。
　　革命成为力量之源
　　但是除非有力量支持自由，否则自由就无法生存。革命解决方法给了英格兰人自由的同时也给了他们力量，马尔波罗战争很快就证实了这一点；在18世纪英格兰从未如此安全和强大，特别是在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议会合并之后，整个英伦三岛在革命的基础上联合了起来。
　　在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后到1688年革命的这些年里，议会和国王之间持续的斗争使得英格兰在世界面前显得虚弱无力，虽然在克伦威尔统治的短暂时期他给予了英格兰力量，但代价却是巨大的。国内纷争占据了人们的精力和注意力；有时国王和反对他的政治家都依靠法国的补助金；议会由于无法持续地控制政府的政策，所以在向政府提供拨款时总是小心的和苛刻的。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外国总是将英格兰的议会看作是力量虚弱的根源，认为它总是妨碍着行政权的执行：英格兰的宪政体制被轻蔑地与波兰的做类比。
　　但是在“光荣革命”以后，世界开始看到，当英国的议会制政府完全地建立起来后，能够变成国家力量的源泉。那些曾经因为不信任国王而被拒绝通过的拨款，现在慷慨地给予了拥有议会信任的政府。这些钱必须每年通过一次议会表决，而不再是给予国王终生享用，议会同时还要监督这些钱的使用。通过这些严格的条件，威廉、安妮、几个乔治国王得以充分运用国家的资金，这是以前的国王从未享有过的。而且，这个“革命政府"在拥有议会信任的同时也拥有城市的信任。建立在税收基础上的国债制度是英格兰获得力量的关键。“革命财政”使马尔波罗有力量在战争中击败强大的国王（路易十四），自由和宗教宽容的国家战胜了《南特敕令》的取消者。战争胜利的一个结果，就是使18世纪欧洲的哲学家们转而反对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宗教上的不宽容，将这些归咎为国 家衰弱的原因，进而向世界宣称英格兰独特的优点就是“教会和国家美好的宪政体制"
　　当谈到威廉和安妮时期，进而包括18世纪的多次战争时，克拉克教授这样写道：“在包括法国和普鲁士在内的几乎所有地方，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都是携手并进，但是使英国动员其力量的是革命解决方法。国家的大政方针是由人数很少的一些大臣确定的，这些大臣掌握了关于外交、财政、军事、商业等各部门的全部信息。通过议会，大臣们可以为他们的政策使用整个国家的财富和人力……议会是一个开会的地方，在这里不同的经济利益得到协调并结合在一起，从而使政府获得充分的支持。”
　　通过这种方法，英国不仅得到了政治和宗教自由，还得到了整个国家的力量，这种力量胜过了法国那种没有限制的君主制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的历史学家认为“光荣革命"不仅是英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本文选自《英国革命：1688—1689》（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宋晓东，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注释从略。作者屈威廉，英国近现代著名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