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先父吴起舞在军事委员会的往事

　　先父吴起舞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毕业后一直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属的通信兵第一团工作。团长华振麟，团部驻镇江。七七事变时先父已考入陆军大学特四期，在迁都重庆前，他没有离开部队，他是通一团无线电第三大队中校大队长，他这个大队辖4个中队;第九中队，队长丁思麟;第十中队，队长毛鸿冈;第十一中队，队长王墨庄;第十二中队，队长潘光浩。他们都是黄埔军校六期交通科的毕业生。

　　七七事变时，通一团的3个无线电大队，一大队队长孙少峰、二大队队长张中杰和三大队队长吴起舞等，都派往南京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军政部、庐山军官训练团、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军以上等重要部门担任机要通信工作。

　　据先父生前回忆，在日寇侵略中国的整个过程中，以日本军部少壮派军官为激进分子，主张“大东亚共存共荣”，在战略上要“速战速决，六个月占领中国”。日寇从发动九·一八事变起，一直到后来的“热河事件”、长城战役及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调停上，结果日寇得寸进尺，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当晚，也就是1937年7月7日夜里，南京、庐山、镇江没有紧急的无线电波传送。值班的报务员还是按照往常惯例，收听北平、天津传来的京剧实况。此时此刻中央的两位军事首脑都不在南京，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正在庐山办专门对付共产党的军官训练团;军政部长何应钦赴重庆，主持川康“整军”事务，调解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杨森之间的纠纷。本应拍发到南京的绝密加急电报，自然都传到庐山和重庆两地，南京北极阁无线电台异常平静。

　　7月8日凌晨2时，庐山委员长侍从室机要组接到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发来的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紧急电报：“日军挑衅，请求指示”。机要文件连夜送到庐山牯岭美龄别墅。蒋介石从梦中惊醒，起床与随从的高官幕僚商讨对策，随即给北平发出急电：“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不要小看这短短的19个字。6年前的九·一八事变时，给张学良的电报是“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这中间细微的文字变化，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决择，这里面有历史的进步成分，首当其冲的是西安事变中共产党的影响力。

　　7月8日，延安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

　　蒋介石命令发电催何应钦速回南京。7月10日，何应钦返回。11日起，何在军政部官邸大厅召开军事汇报会。参谋总长程潜、训练总监唐生智、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军委会秘书长张群等各个单位首长出席。15日，机要组收到延安中共中央发来的加急电报，交给国民党中央执委，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三个月内，召开汇报会27次，电报往返全由通一团无线电大队负责。“军统”的电报也日夜不断，主要是接收各地发来的情报。

　　在七七事变后的90天内，即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前夕，华北、南京、庐山、重庆、延安之间，文电往返频繁，无线电大队全体官兵日夜守候在收发报机旁，丝毫不敢怠慢。那时候，收发报机除德国进口的西门子50瓦特真空管自振式长波机外，大部分是北伐时配的俄造电台，功率不大，而且笨重，需一排人抬运。西门子机发电时由5匹马力的燃油发动机直联拖动1千伏高压、12伏低压电流发电机为电源，供发报机使用。天线则为多节套筒式竖立铁杆;俄式收发报机靠两个人手摇发电，功率小，效果差。从孙传芳部队缴获的无线电器材，还赶不上东北军张作霖的无线电台好用。电台经常出故障，零部件也没法配齐，遇到紧急状态，电报发不出去时，只好派人到地方电报局代为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