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党的宗教政策研究(4)

　　(三)团结抗日的宗教团体和个人的宗教政策。党的宗教政策与党在这一时期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一致的。从1935年1月《八一宣言》发表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经历了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转变, 相应地党的宗教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是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态度的转化, 直接促使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统治下本地宗教和宗教势力以及已经本地化的外来宗教和宗教势力的政策转向二是对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立场认识和态度的改变, 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外来宗教的具体政策。《八一宣言》中列举了中国各界同胞的抗日英举, 特别提到” 宋庆龄、何香凝、李杜、马相伯等数千人发表中华民族对日作战基本纲领” [14], 其中, 马相伯是天主教学者, 是著名的爱国宗教领袖, 从“ 九一八事变” 后, 就积极呼吁停止内战, 团结抗日, 主动发起组织抗日团体, 被誉为“ 爱国老人” , 中国共产党对马相伯等人的公开称赞, 可以视为对整个宗教界人士态度的一次团结和友好的公开表态。但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界和宗教界人士的态度是视其与蒋的关系程度来划分的。如1935年11月13日中国共产党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中号召“ 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 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不同, 都应该联合起来。” [15]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所要联合的“ 不同信仰” 的“ 人民和武装队伍” 都必须是要“ 反蒋” 的, 这就使这一时期党的宗教政策不能不具有局限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中国共产党的整个统战政策由“ 反蒋抗日” 主导思想向“ 逼蒋抗日” 、“ 联蒋抗日” 主导思想转变的前后时期。1936年4月中共发布的《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明确向中国国民党、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回教徒联合会、全国公教联合会等各种团体发出宣言, “ 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 ?我们都是中国人, 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 [16]《宣言》中, 中国共产党将各种教会组织与中国国民党放在一起, 同时进行规劝鼓动。同年8月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书》中说道“ 我们知道在贵党中央及各省党部中, ? ? , 在宗教界, ? ? , 实在有很多觉悟与爱国之士。” [17]很明显, 这个号召是将与国民党有密切关系的宗教界人士看作国民党人, 与这些宗教界力量的联合自然是与国民党联合的一部分。从中也不难发现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意识和所采取的宗教政策中, 宗教团体和宗教人士是有着“ 国民党” 与“ 非国民党” 之分的, 在与这些宗教力量联合之前, 必须在对国民党政策上有所缓和与转向。随着中日矛盾的加深, 中国共产党对帝国主义国家也进行了区别对待, 对各国宗教在中国的势力也采取了不同的政策。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颁布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提出了对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不同的策略路线, 这很快在宗教政策上得到体现。1936年6月张闻天《关于教堂区域工作方针问题致李富春电》一文中对外来教会就有具体的工作指示, 说道“ 我们觉得我们应需要教堂在原则上承认苏维埃的主权与苏维埃一切法律, 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目前不应没收其财产, 解除他们的武装, 推翻他们的统治。? ?我们目前的方针是在使教堂区事实上成为我们与白区交通与通商的缓冲地带, 对我们守善意中立的地带。” [18]这是对上面《党的任务决议》中党的策略路线精神的贯彻和实践。同年月在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中, 对斯诺的“ 苏维埃对外国传教士的新政策是否意味着将承认他们的财产权他们是否将继续享有传教、教书、拥有土地、办学校和其他事业的权利” 问题, 毛泽东回答道“ 是的, 但这不包括日本传教士。” [19]毛泽东的回答中, 无论是对日本宗教的抵制, 还是对日本外其它国家的宗教的许可都反映了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对外国宗教的态度取决于它对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认识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