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党的宗教政策研究(3)

　　(一)长征过程中实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的政策及其实践。长征中, 红军经过的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有宗教信仰, 对此必须谨慎处置, 政策上也需要具体实际一些。因此, 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关于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的政策。1935年红军进人藏族地区时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有关藏区工作和政策的文件, 郑重宣布“ 番人信教自由” , “ 念经敬佛, 当喇嘛听其自愿” 、“ 保护喇嘛寺及经书神像” 等。1935年5月,在经过蒙、彝、苗等少数民族地区时, 朱德以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明确规定“ 尊重彝人风俗”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在《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规定“ 绝对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风俗、习’质” 。1936年5月后, 红军进人甘、宁回民区后, 又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回民区域的政策规定, 明确宣布” 根据信仰自由的原则, 保护清真寺, 保护阿旬, 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 等宗教政策[10] , 从宏观和具体日常操作方面对回区如何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工作进行了规定和指导。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宗教上层人士和政教分离政策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红军通过积极团结宗教界上层人士, 极大地减少了长征途中的困难, 为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创造了重要条件。实施政教分离政策方面, 最具代表性的是1936年夏红军在甘孜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政府通过的《关于喇嘛和喇嘛寺暂行条例》规定“ 活佛大喇嘛只许传教, 无权过问政治。一切政治权力归苏维埃或人民革命政府, 一切权力归奴隶牧民工农兵苏维埃。苏维埃和人民革命政府不设在喇嘛寺内, 喇嘛寺应设法转变成为番族人民革命和文化教育机关。”[11] 。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在具体革命实践过程中明确落实政教分离政策的光辉典范。这些处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经验和政策对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制定相应的宗教政策有着极为重大的借鉴意义。

　　(二)创立和巩固新的革命根据地过程中的宗教政策。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是建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 因陕甘地区回民众多, 党“ 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 , 而需要谨慎处理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问题。这一时期,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制定了许多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政策, 另一方面将土地革命战争中许多行之有效的农村宗教政策加以推广, 并日渐显得灵活。第一, 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加强民族团结的政策。如“ 谁也没有权力用暴力去干涉内蒙古民族的生活, 习惯, 宗教道德” 、“ 凡在蒙古区域的汉, 回, 满等民族? ?有应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及信仰与居住等的自由” 、“ 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 等等, 这些宗教政策对中国共产党团结少数民族, 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另外, 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关于少数民族宗教信仰问题的政策还具有抵制日本侵略者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进行分裂活动的阴谋的性质。当时, 日本侵略者就散布谣言, “ 中国赤祸蔓延, 共产党毁灭宗教” 、声称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 弘扬佛教的圣战” , 高举“ 回回国” 旗号, 鼓吹“ 回民自治,成立回回国” , 在内蒙古利用德王进行民族分裂活动。因此, 中国共产党所颁布的一系列有关内蒙、回民的宣言、指示, 以及对宗教问题的政策公布和重申, 在强调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群众之外, 还不同程度地揭露了对日本侵略者民族分裂的阴谋, 维护了民族团结和国家主权的完整。第二, 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日渐灵活的农村宗教政策。1936年1月1日通过的《陕甘苏区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规定“ 凡在革命前当牧师、神父、和尚、道士、尼姑等者, 叫做宗教职业者。宗教职业者, 无选举权, 并不得分配土地其个人私有之土地, 以出租于农民剥削地租者, 应一律没收之。至于寺庙、庵观、教堂等之公产,应由当地群众决定其是否应该没收, 在当地群众迷信心理未消灭之前, 不得强制没收, 致引起反感。” [12]《决定》还规定“ 宗教职业者之财产, 不能无条件的没收, 应依当地大多数工农群众的意见来决定” , “ 个别的宗教职业者, 愿意改业务农者, 得分配其一部分土地” 等。1936年8月3日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公布的《关于土地政策几个问题的答复》中说道“ 祠堂、庙宇的土地, 在原则上应该分配给农民, 但须充分注意群众的宗教情感,严格防止单纯的采取行政的办法, 实行强力的没收。”[13]以上可见, 中国共产党对纯粹的宗教职业者和宗教势力所占土地的基本政策与前一时期的相关宗教政策没有根本差别, 基本上坚持了反对和没收的基本立场和政治态度, 但同时也反映了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逐步实现和政治局势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宗教政策也日益呈现出更大的灵活性,更加尊重农民的宗教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