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党的宗教政策研究

　　从1931年到1936年, 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1931年“ 九一八事变” 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为前一阶段, 从遵义会议至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前后为后一阶段, 前后两个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和特点。

　　“ 民族革命战争” 中党的宗教政策的“ 左” 倾化倾向

　　“ 九一八事变” 后, 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华步伐, 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统治阶级的“ 民族革命战争” 的口号和纲领, 由于土地革命和反帝斗争的迫切性, 加上中国共产党“ 左” 倾路线一段时期内占主导地位, 党的整个政策和斗争策略的制定都呈现出“ 左” 倾化倾向。因此, 党的宗教政策在城市和农村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 左” 倾色彩。

　　(一)土地分配政策上对宗教界人士采取了“ 左” 的政策。国民革命失败后, 中国共产党决定走自己独立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革命道路。党的整个思想意识和政策路线都趋向激进, 土地分配政策包括对宗教界的土地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 左”倾化色彩。1931年8月中共苏区中央局颁布《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 同年11月, 中共中央专门为此作了说明, 明确指出“ 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及大私有主祠堂、庙宇、教堂的土地, 把这些土地彻底平分给雇农与中农,[1]“ 宗教事业者和尚、道士都不能分得任何土地” [2]。此后, 全国各苏区纷纷效仿鄂东南各县区、中共湘赣省委、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川陕省等, 都先后颁布了类似的土地政策。这说明在土地分配政策上中国共产党对宗教团体和宗教界个人执行的仍然是一项打击, 乃至彻底消灭宗教势力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意识支配下, 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宗教的认识和政策更明显地带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色彩, 更加“左”倾化。

　　(二)把农村宗教家当作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认识已不是一个如何看待信仰的间题, 而是套用阶级分析的方法, 对信教群众和宗教界进行阶级划分, 分别对待的问题。1931年9月在《关于阶级分析》一文中, 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宗教家进行了这样的区别“ 不事生产以宗教为主的, 是专门宗教家以生产为主要生活,不以宗教为生的, 不是专门宗教家。” [3]1932年9月苏区中央局颁发文件, 对职业和非职业的宗教者采取了不同的方针“ 封建制度的附属品, 和尚、尼姑、道士、阴阳先生等, 凡是以宗教事业为主为生活的, 概不分田, 至于以农为主, 以宗教事业为副的分子, 和受压迫受剥削的和尚、尼姑等, 在大多数农民群众允许之下, 可以分得土地。” 1934年12月1日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在其心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暂行条例》中规定” 和尚、道士、尼姑、斋公、算八字的、地理先生等封建残余及基督教、天主教的牧师、神父本人是以宗教为职吃饭的, 不得分配土地, 如果是以宗教为副, 以耕田为主的, 经群众赞成者可以分配土地。” [4]很明显, 中国共产党已经将宗教界按照阶级观念划分为“ 专门宗教家” 和“ 非专门宗教家” 、“ 以宗教事业为主的和尚、尼姑、道士” 和“ 受压迫受剥削的和尚、尼姑” 等相互对立的介层, 这里明显地将宗教界人士一分为二, 分别对待。这一时期, 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策上, 而且在法律上, 对把宗教界进行阶级区别和分别对待给予合法认定。1931年11月和1934年1月两次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都一方面规定“ 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 农民, 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 不分男女, 种族, 宗教, 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5]另一方面又规定“ 只有军阀, 官僚, 地主, 豪绅, 资本家, 富农, 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 ” [6]前后对照, 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在两次《宪法大纲》中公布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只是针对苏区的工农劳苦民众而言的, 而限制和反对宗教的相关政策则是专用于宗教界上层人士的。这种敌友分明、立场明确的宗教政策尽管在客观上帮助广大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 赢得了广大农民的信任, 但它毕竟违背了当时中国宗教的实际情况, 在具体执行中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