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党的宗教政策研究(2)

2017-12-05 12:29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小白兔白又白手机版

　　(三)忽视了城市工人中的宗教信仰问题。这一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城市工人运动中几乎没有制定专门的关于城市工人宗教问题的政策, 只有一些零星的文字规定。从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前, 由于王明、博古为代表的“ 左” 倾教条主义占据着中央领导地位, 他们将工人运动视为全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中心, 多次号召和组织工人运动, 运动的主体包括职业工人、失业工人、城市贫民、在校学生、下层士兵、甚至新闻工作者等一些下层自由职业者, 却忽视了对宗教徒和宗教团体的争取, 忽视工人中的宗教信仰自由。从材料看, 中国共产党在宣布本党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和向国民党政府要求给予人民以政治权利时, 只有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等自由, 却独不见“ 宗教信仰” 之自由, 在以后宣布的一系列政策上也没有类似的规定。相反, 相关文件规定中反映的却大都是宗教界人士、教会等与无产阶级及其组织的对立。1931年12月21日《中央关于苏区赤色工会的任务和目前的工作决议》中规定“ 和尚、道士、牧师等宗教的负责人,虽在苏区做工, 但不能加人工会组织, 已加人者肃清出去。” [7]这反映了苏区的工会组织是以不接受和尚、道士和牧师等宗教势力的形式来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的。在党的另一个决议中是把基督教青年会等同于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的, 指责他们“ 装出失业工人的拥护者与同情者的样子, 欺骗失业工人。” [8]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城市宗教问题的直接表态。从中可以看出, 中国共产党对城市宗教问题的态度与在苏区对农村宗教的态度是基本致的即把宗教作为工人阶级的对立面去理解和认识。

　　总之, 这一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显得过于激进化, 脱离了中国的实际, 没能很好地团结宗教力量, 丧失了不少机会。究其原因是与中国共产党将革命道路模式化和思想理论教条化有着根本的联系, 在阶级意识的强力主导下, 中国共产党对宗教问题的认识严重陷人了以阶级意识主导宗教意识, 以划分阶级的标准对宗教进行分野的误区, 人为地将宗教界划分为阶级与阶级的对立, 扩大了敌人的阵营, 也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但也应该看到, 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急剧激化和国民党军队对红军“ 围剿” 的加剧, 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也显示出一定的弹性。1934年7月15日《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主张” 吸收广大的群众, 不分男女老幼, 宗教信仰, 政治派别, 到反日团体中来。” [9]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宗教问题的一种缓和态度, 是符合实际的, 但由于军事斗争的失败和战略大转移而中断了。

　　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逐渐成熟的宗教政策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剧, 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 为适应这一形势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这一统一战线当然包括对宗教界的统一战线。相应地, 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基本上也是围绕其统战政策而不断改进、发展、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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