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战时香港文坛

　　知识分子问题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兴衰，也是统一战线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抗战时期，周恩来审时度势，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高度负责的精神，通过中共驻港机构领导和影响香港文坛，树立了一个文化统战范例，在中国革命文化史和统一战线史上写下光辉一页。

　　一

　　抗战爆发后，随着平津沪宁等重要城市的失陷和被封锁，香港成为中国对外联络的主要渠道。这对中共开展各种抗日活动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香港的政治形势也朝着有利于中共活动的方向变化着：港英当局对民众运动的态度从高压政策到“睁一眼闭一眼”的转变;香港群众尤其是工人和学生的爱国热情高涨;香港的自由港性质使各种政治力量在这里以商业活动为幌子开展政治角逐，客观上也形成可为中共利用的统战工作环境。①

　　根据香港的战略地位和政治环境，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周恩来决定加强对中共香港工作的领导。1937年12月，周恩来在汉口会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面商在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事宜，并派遣具有主持海外统战和上层统战诸多优越条件的廖承志担任办事处主要负责人，以拓开香港工作局面，即开展统战工作，建立文化宣传阵地，等等。为此，周恩来一方面陆续将内地例如沪宁等沦陷区的一批文化人移到香港;广州、武汉沦陷前后又部署一批文化人到港。其中，1938年2月，周恩来在汉口会见准备到港主编《文艺阵地》的茅盾，并指示身边的工作人员与茅盾约定：“凡在延安及华北各根据地工作的文化人和老干部所写的稿件，可由延安转长江局寄给茅盾发表或作为创作素材。②另一方面，指导廖承志等在港负责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廖等人认真总结过去中共在港活动的教训，努力克服轻视知识分子现象，争取“大量地吸收文化界的左倾分子入党和有计划地培养和领导非中共的文化工作干部，以适应内地文化人来港和即将到来的香港由商业城市逐步转变成文化城市”的新形势。③

　　接着，为了把到港的文化人组织起来，开展抗战文化活动，周恩来指示廖承志和中共驻港组织运用统战策略，一步一个脚印，占领香港文化阵地。从1938年初开始，“香港八办”在支持和协助宋庆龄建立以“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国际援助”为宗旨、由一批中外名流和著名文化人组成的保卫中国同盟等团体的同时，通过文化界的中共党员广交朋友，创办或恢复一些抗日报刊和新闻机构，如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周鲸文主编的《时代批评》、香港学生赈济会主编的《学生呼声》、保卫中国同盟主编的《新闻通讯》、萨空了主编的《立报》、何香凝名誉主编的《侨胞》、恽逸群等负责的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等。对分属不同政治派别、对中共抗战主张认识各异的香港10多家报刊，办事处则派员主动走访各报刊主编、编辑，商讨抗战形势，坦诚相见，求同存异。广州和华南其他沿海地区沦陷后，香港成为暂免战祸的“孤岛”，“香港八办”和中共粤东南特委，先后组织一批文化团体如香港学生回乡服务团、澳门四界(文艺、戏剧、音乐、体育)救灾会等到内地。1939年1月，在廖承志的指导下，胡愈之筹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香港分会，作为团结香港报人的统一战线文化团体。

　　周恩来非常关注香港政治形势及其对文坛的影响，及时为中共在港组织排忧解难。从1939年3月开始，英法当局为其自身利益而调和与日本的矛盾，采取对日妥协政策，企图策划一个不惜牺牲中国利益的“远东慕尼黑”，而国民党顽固派也正在国内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一时间，香港的政治形势更加复杂，抗日与投降、团结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斗争反映到各个领域。在文化战线中，日本的《香港日报》、汪伪的《南华日报》和《天演日报》等加紧反共宣传和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活动;国民党中央大员吴铁城指使特务收买投机文人并打入华侨报刊;港英当局则加强限制中共在港文化活动，对抗日宣传严加控制，凡有“抗日”、“抗敌”、“汉奸”字样的文章一律不准见诸报端。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电示廖承志加强上层统战工作，与香港警察总监建立联系，并亲自在重庆做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工作。不久，香港警察总监也只好在报上公开声称“一年来香港共产党甚为活动，但他们主要不是反英而是进行一般的募捐救国工作，而且完全尊重香港法律，绝无非法行动，所以香港政府并不加以任何干涉”。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