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民营报刊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一部分中国民营报刊选择正视当时严峻的社会生态,调动一切可调动因素,在炮火的夹缝中挣扎生存。停刊、复刊,迁徙、辗转,此时的中国民营报刊,悄然地在发生从经济利益为主到追求社会效益为首的转变。不少民营报刊并未因身处战火主战场就“全身而退”,而是毅然选择继续斗争,用笔杆坚守正义与无畏,捍卫领土与主权。“游击式流动”便是它们持续作战的方式之一。笔者考察发现,此阶段的中国民营报刊“游击战”流动路径的选择具有不约而同的“默契”,特选取若干在当时具较大影响力的民营报刊比较,分析其“不谋而合”中的必然考量。

　　[关键词]中国民营报刊　游击战　迁徙地

　　中国民营报刊曾在中国近代社会留下“惊鸿一瞥”,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虽然肇始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民营报刊,不似古代官报那样与生俱来就被天然赋予重大政治宣传的使命与担当,亦与近代社会兴盛的外人在华办报活动有着本质区别,但它们不断接受近代社会变迁浪潮的洗礼,在摸索中稳步前行。近代社会蓬勃发展的中国民营报业有着自负盈亏的特质,因而在发展进程中不时流露出“重商轻政”以维护自身生存发展的倾向。

　　在20世纪初国家遭遇内忧外患双重考验的特殊年代,社会传播生态环境虽屡遭破坏,条件日趋恶劣,但一部分中国民营报刊选择正视当时严峻的社会生态,调动一切可调动因素,在炮火的夹缝中挣扎生存。停刊、复刊,迁徙、辗转,此时的中国民营报刊,悄然地在发生从经济利益为主到追求社会效益为首的转变。不少民营报刊并没有因身处战火的主战场就“全身而退”,而是毅然选择继续斗争,用笔杆坚守正义与无畏,捍卫领土与主权。“游击式流动”便是它们持续作战的方式之一。笔者考察发现,此阶段中国民营报刊“游击战”流动路径的选择具有不约而同的“默契”,特选取若干在当时具较大影响力的民营报刊进行比较,分析其“不谋而合”中的必然考量。

　　不少民营报刊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依旧保持高风亮节,坚守正义。为了不让炮火湮没自己的声音,他们克服重重阻力,纷纷选择“游击战”流动作战式生存方式,执着流离辗转于祖国的大江南北,目的就在于要让自己的报纸在这个非常时期发出最为及时的声音,那是向社会各界、向广大民众乃至全世界发出最正义、最紧急的救亡图存的呼唤。

　　笔者选择了三家当时在全国范围内颇具影响力的民营报刊:《申报》、《大公报》和《立报》进行比较分析,它们是该时期中国民营报刊“游击战”流动作战生存选择的典范。

　　一、迁徙概况

　　《申报》是一家创办于上海的老牌商业民营报纸。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为摆脱日本侵略者的主宰控制,《申报》毅然在同年停刊,并于1938年1月15日创办汉口版。《申报》汉口版自1938年1月15日发刊,至1938年7月31日停刊,共创办了198号。经过短暂的调整之后,1938年8月13日,人们又欣喜地看到《申报》香港版的问世。香港版一直发至1939年7月10日,共发489号。

　　相较于《申报》,《大公报》的辗转则更显曲折。炮火先是促使《大公报》将其大本营从天津挪到了上海,1936年4月10日上海版发刊。抗战爆发后,天津版、上海版相继停刊,《大公报》的同仁们分赴南方各地办报:1937年9月18日汉口版问世;1938年8月13日香港版问世;1938年12月1日重庆版问世;1941年3月15日桂林版问世。

　　小而精的《立报》同样也在抗战时期经历了“迁徙”的命运。1937年11月其于上海停刊,1938年4月1日报纸在香港复刊,笔耕不辍继续坚持抗日民主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