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战时香港文坛(2)

2017-10-26 13:19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搬山道人手机版

　　针对一些文化人想返回内地的情况，1940年6月10日，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接见前来汇报工作的廖承志和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语重心长地说：“这里环境不好(指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香港这个地盘很重要，不能放弃;能坚持几天就要坚持几天，你们回港后做好大家的工作，努力工作，坚守住香港这块阵地。”⑤这个指示包涵了周恩来的良苦用心，也非常有预见性，其重要性在半年后的皖南事变便清楚地体现出来。

　　在竭力争取时局好转的同时，“香港八办”为适应新形势，拓展新局面，一方面加强华侨统战工作，并打破香港的新闻封锁，派遣胡愈之、梁上苑、黄薇、杜埃、林林等10多人到东南亚各国创办华侨抗日报刊或参加当地进步报刊工作;另一方面在香港新成立的群众团体和举办的宣传活动中，采取了与内地不同的名称，或去掉“抗敌”、“抗日”字样，如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中华全国漫画家协会香港分会、中华全国木刻家协会香港分会、香港政治经济学研究会、香港剧艺社等;1939年5月7日开幕的香港有史以来的首次漫画展是一次抗日漫画的检阅，为避免刺激港英当局也把原定的名称“抗日漫画展”改为“现代中国漫画展”⑥;或在创办或复办的报刊中尽量采用纯文艺、纯知识的名称，如《东江》、《耕耘》、《华侨通讯》、《世界知识》、《文艺周刊》、《文艺青年》、《大地画报》、《中国诗坛》、《文艺通讯》、《新园地》、《中国作家》、《戏剧与电影》等。到1940年，香港已成为华南抗战文化运动的重要据点。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后，南方局书记兼文委书记周恩来认为中共在香港建立全国性乃至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基地的时机到来了。一方面具备了可能性，即成熟的客观环境：第一，如上所述的中共在抗战爆发以后所打下的基础，香港的抗战文化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第二，标志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加紧法西斯文化专制，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势力，必须及时把一批民主、文化人士疏散和转移，其中除少数疏散到苏北和延安外，主要是转移到香港。这样，香港将有更多的文化人汇集。第三，随着战局的发展，英日矛盾日益不可调和，英国对日本的态度由中立、妥协向强硬转化。另一方面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第一，由于国民党当局加强新闻检查和邮检，查封了各地生活书店等进步发行机构，使广大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看不到《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第二、国民党顽固派勾结南京汪伪政权，与德日意三国一起通过各自的新闻系统，大肆制造“蒋汪合流”和“反共反苏”舆论，破坏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第三，当各种反共势力“发现香港是一块重要阵地，且被共产党‘捷足先登’后，急忙向香港派出干员，建立各种社团到处活动”。同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向茅盾布置任务时，说：“我们建议你到香港。三八年你在香港编过《文艺阵地》对那里比较熟悉。现在香港有了很大的变化，所处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我们向资本主义国家和海外侨胞宣传中国共产党政策争取国际舆论同情和爱国侨胞支持的窗口，又是内地与上海孤岛联系的桥梁，香港将成为我们重要的战斗堡垒，因此，我们要加强香港的力量，在那里开辟一个新阵线。”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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