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抗战大事记

　　在民国30年(1941)国民党当局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许多著名学者、教授、作家、戏剧家、音乐家、美术家及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因宣传抗日爱国主张遭到迫害，在内地难以立足，在中共中央的帮助下，从上海、武汉、广州、桂林、重庆、昆明等地辗转撤到香港。他们在香港创办了进步的报刊和社团，带来了香港抗战文化的兴旺，对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争取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国际人士的同情和援助，起了重大的作用。当国民党当局蓄意制造“皖南事变”时，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等联名给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公开信，表示抗议，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邹韬奋、茅盾、金仲华、恽逸群、范长江、于毅夫、沈志远、沈兹九、韩幽桐九人发表了《我们对国事的态度和主张》。这些抗日讨顽的檄文，震动中外。所以日伪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都把这些爱国人士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香港沦陷时，困于香港的文化界名人和爱国人士约有300多人，处境十分危险。

　　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对此极为关注。在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当天，民国30年(1941)12月8日中共中央急电周恩来、廖承志(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要求多方设法保护并帮助旅居香港的文化人和民主人士撤离港九，将他们转移到东江抗日游击区。9日，南方局和周恩来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东江纵队领导人，要求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指示，不惜任何代价，不怕牺牲，积极营救滞留在港九地区的各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随后，周恩来还就文化界名人和爱国人士的安全撤退、转移和安置等事宜，多次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等，要求周密部署，细心安排，保证安全疏散和转移;在东江游击区、惠州、曲江、桂林等地，要做好接待迎送工作;留在香港的须符合秘密条件;特别对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要全力保证他们安全撤离。

　　在日军进攻香港前夕，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在香港召开会议，研究了营救工作。会议决定乘日军刚到香港，对情况还不了解以及居民疏散的机会，以最快的速度，帮助滞港人士迅速转移。并决定刘少文负责香港方面的联络营救工作，林平负责布置九龙到东江游击区的护送和接待工作，廖承志和连贯迅速经东江游击区到韶关和老隆，布置在国统区的掩护点和交通线。廖承志、连贯和乔冠华，在游击队的护送下，首先安全到达惠阳游击区。

　　为了开辟敌后战场，营救滞港的文化界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从12月8日日军越过深圳河进攻香港起，东江抗日游击队就派出数支手枪队和短枪队，分数路进入新界。仅数十天，进入新界的队伍已有近百人。为做好营救工作，游击队开辟了从九龙港九大队交通站到惠阳宝安东江抗日游击区东西两条线路：东线从九龙市区经牛池湾、九龙坳到西贡，然后在企岭下或深涌湾乘船过大鹏湾，在大梅沙、小梅沙或沙鱼涌登陆，转入惠阳地区游击队驻地。这条路线主要由蔡国梁、黄冠芳、刘黑仔、江水、萧华奎、刘春祥、陈志贤等领导的武工队负责护送。西线从九龙市区穿过上海街入青山道，过九龙径到荃湾，再经大帽山到元朗十八乡，然后渡过深圳河，入梅林坳到白石龙游击队根据地。这是香港难民疏散回内地的路线，可利用它混进难民中撤退。这条路线由黄高阳负责，曾鸿文率武工队护送。这两条路线都有日军的岗卡，并随时都有可能遭土匪拦截。为接待从香港脱险归来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东江抗日根据地成立了以敌后文委黄日东负责的临时接待机构。为了解决接待经费问题，东江抗日游击队多方筹集了一些钱粮，开拓税源，增加税款收入，号召部队紧缩开支，开源节流。应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请求，中共中央汇款几十万元给东江抗日游击队。港澳台地区知名人士和爱国同胞也出资帮助。香港华比银行副经理邓文钊资助10万元，台湾一位黄先生也捐助了一笔钱作为抢救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