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战时香港文坛(6)

　　这些论争和矛盾，在一定程度已影响了香港文化界统一战线的巩固，而这些论争和矛盾的发生与中共对党内外文化人的态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1941年5月7日，周恩来就“领导文化工作者的态度”给廖承志发出电报指示：“三个月来文化人到香港甚多，要你一人招待疏散，想见你的烦忙，不过我们仍要向你提议对待文化战线的朋友及党与非党干部，第一，不能仍拿抗战前的眼光看他们，因为他们已进步了，已经过一次考验了;第二，不能拿抗战前的态度对待他们，因为他们已经过一些政治生活，不是从前上海时代的生活了;第三，我们也不能拿一般党员的尺度去测量他们，去要求他们，因为他们终究是做上层统战及文化工作的人，故仍保留一些文化人的习气和作风，这虽然如高尔基、鲁迅也不能免的，何况他们乎。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列宁、斯大林对待高尔基的眼光、态度和尺度，才能帮助和提拔这般文化人前进。”电文接着提出了婉转的批评意见：“毛主席告诉我们要重视这支文化战线上的力量，因为他们正是群众革命精神的宣传者和歌颂者，我这一年来在此收获不少，希望和建议你们本此精神做去，原则的问题不能放松，工作方法上处人态度和蔼。作风不能尽人一致的，以前那种有时失之轻浮，有时失之圆滑，有时失之谦虚、有时骄傲的态度是不适当的。希望你也一样的排斥，并且更慎重认忍切实细密一些……望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28

　　随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共香港文委成立，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5人组成。文委下设由夏衍负责的文艺小组，由胡绳负责的学术小组和由张友渔负责的新闻小组。小组之外还组织了各种文化人参加的座谈会。29这些座谈会在团结和帮助文化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青年诗人徐迟参加文艺座谈会读书组之后，告别了现代派，改变了自己的作品风格，自认为是“自我革命，自我改造”的“第二次诞生”30戴望舒参加文艺座谈会之后，一扫阴柔雅丽的诗风，贴紧战时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和语言习惯，以爱国主义的热情呼喊回应时代的召唤。而且“思想性的提高，非但没有妨碍他的艺术手法，反而使他的艺术手法更美好。深刻地助成了思想性的提高”。31

　　香港抗战文化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与内地形成鲜明的对比：皖南事变爆发后，抗战文化运动在内地国统区开始进入最低潮时期，在香港却空前活跃起来。

　　三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同一天，日军进攻香港。25日香港总督杨慕奇宣布投降。由于港九战争爆发突然，结束也快得出乎意料之外，在港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顿时陷入被日军包围、逮捕、杀害的危险之中。危难之际，周恩来紧急部署“秘密大营救”，竭尽全力的抢救文化人，体现中共对知识分子的爱护，又加深知识分子对中共的信赖。

　　1941年冬，周恩来致电在港张友渔，指出日美有开战可能，要求在港人员做好准备。在一封未注明时间但从内容判断应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发出的致香港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和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原件中，已对“抢救文化人”做出部署：“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将成死港。香港接朋友如有可能，请先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后集中桂林”;“请即刻派熊子民往桂林告梅龚彬、胡西民，并转在柳州左洪涛，以便招待”;“政治人物可留桂林，文化界可先到桂林，新华日报出去的人(如戈宝权、张企程等)可来重庆;戏剧界的朋友可要夏衍组织一旅行剧团转赴西南各地，暂不来重庆”，“极少数朋友也可去马来西亚，但这要看香港的交通条件”;“少数部分能留者尽量留，但必须会秘密条件，宁缺毋留，必须估计到日军占领香港后能存在”;“港中存款全部支出，一切疏散及帮助朋友的费用，均由你们三人会议决定动用”;“孙、廖两夫人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人望帮她、他们离港。”3212月7日，周恩来两次急电廖承志等迅速做好应变准备，将遭受国民党当局政治迫害而聚居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经广州湾或东江转入后方安全地区。3312月9日周恩来致电廖、潘、刘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菲律宾均将不保”，“新加坡或可守一时”，估计香港人员的退路只有广州湾，东江和马来西亚。34 1月20日，周恩来又致电廖承志、刘少文急切询问：“港中文化界朋友如何处置，尤其九龙的朋友已否撤出”;“少文对工作如何布置，能否有一部人隐蔽”;承志与港政府关系如何”;“在港所存汇款如何解决”?35遵照周恩来和南方局的紧密指示，“香港八办”和东江游击队在廖承志等领导下，迅速而秘密地展开了一场史称为“抢救文化人”的大营救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