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战时香港文坛(3)

　　在紧急疏散、转移内地文化人过程中，周恩来和南方局可谓部署精心，安排周密。皖南事变爆发后，南方局文委立即采取相应措施，多次派人到国统区各地向文化界传达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对需要安排转移的文化人则指明路线并为之筹划经费和护送人员等，使100多位知名文化人安全抵达暂免战火的香港等地，体现了中共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⑧例一，在获悉戴笠手下人注意茅盾行踪后，周恩来马上要他到郊区隐蔽，伺机离渝，并询问他的夫人孔德流放(氵止)泪是否到延安和孩子们一起。在孔坚决要随他到港后，为安全起见，周恩来决定茅盾先离开，并派人护送茅盾到桂林，同时通过统战关系李任仁买到去港机票和通行证。⑨例二，2月10日前后，周恩来在曾家岩会见邹韬奋。其时，国民党对韬奋的压迫到达顶点，除封闭各地生活书店外，还派便衣特务从暗中监视。周恩来对生活书店和韬奋个人去向作了妥善安排。2月25日，邹愤然辞去国民参政会的职务，在胡绳陪同下离开重庆。3月5日韬奋在桂林地下党组织安排下乘飞机抵港。⑩例三，3月18日，周恩来在曾家岩听取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常委梁漱溟陈述关于到香港办报的计划后，表示热情的支持，介绍他到港后去找廖承志。不久又致函廖承志，嘱其支持民盟在港活动。11例四，《群众》周刊主编戈宝权向周恩来提出到延安学习的要求，周恩来对他说：“延安不是你去的地方，你的去处我早已考虑好了。你到香港去，你是搞外文的，在那里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他关照戈买好便衣(长袍)然后再去见他，他要亲自看看戈的化装效果，还特别交代绝不能露出知识分子的样子。12例五，胡风在离开重庆前，周恩来分别于4月1日、18日、22日、30日约见他，对他离渝抵港途中的安全、到港后的工作等精心布置，并于30日深夜到他的寓所。胡风回忆：“深夜，我已睡下，恩来同志来了，轻轻叫醒我，说来晚了很抱歉，他交给我一百元美元和若干法币，还说，可惜港币没有了……临走，又和我握了握手，还轻轻地为我掖了掖被子。”13

　　在部署大批文化人到香港的同时，周恩来多次致电廖承志，就如何进一步发展抗日文化运动，建立文化领导机构和宣传基地作一系列指示。他特别指出：“在香港建立我们自己的宣传据点，出我们一张报纸，不仅在香港发行还要发行到东南亚、菲律宾等地去。”14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廖承志约请邹韬奋、夏衍、金仲华、范长江、乔冠华、羊枣、张明养、胡仲持等商讨创办大型报纸。他们认为，周恩来确定的“不用共产党出面，不要办得太红，要灰一点”的策略十分切合香港实际。因为，虽然英港当局对中共在港活动采取较为开明的态度，但要在港办报，首先仍要找一位有声望的“法人”向当局申请注册并交纳“保证金”;其次稿件付印前仍要接受审查;为了使一般工商界人士和市民看了“不害怕”和公开发行到海外，报纸从文字到内容都必须有商业味道。于是，香港中共组织请廖承志的表妹夫、香港华比银行副经理邓文钊(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副省长)和他的哥哥、华比银行经理邓文田公开出面向香港当局注册办报。报纸名称叫《华商报》，意思是“华侨商人的报纸”。4月8日《华商报》出版，“基调是主张团结、民主、抗战，但不像《新华日报》那样以共产党的姿态出现。如果把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在国统区创办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比作茫茫黑暗中的一座灯塔，那么，《华商报》则是40年代高挂在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上空的一盏明灯。”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