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婚姻家庭变革(9)

　　陕甘宁边区的婚姻家庭变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旧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实践，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冲击了封建的婚姻道德观念，在广大乡村深入宣传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这些近代的进步观念，在法律与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初步形态。更重要的是，它将当地民众从旧的婚姻家庭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对动员群众支援持久抗战、巩固发展根据地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婚姻家庭制度变革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本身又受到其他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抗日根据地颁布新婚姻法，既是一项制度安排，实际上更是革命政权采取的带有革命性的行为。“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数千年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了适合人性的新规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但是这一胜利，是附属于工农民主专政的胜利之后的”。(注：毛泽东：《关于苏维埃的婚姻制度》，载全国妇联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因此，在相对封闭落后的农村根据地实行家庭婚姻变革时遭遇到了阻力和困难，这似乎是必然的。对于旧式婚姻家庭制度的改造，归根到底要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边区当时处于战争环境，生产力没有根本性的发展，尤其是传统小农社会经济结构没有改变，只有法律条文上规定的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并不可能触动当地原有的家庭结构。家庭形态上的父家长制、家庭财产上的男系继承制、居住方式上的从夫居，这些正是旧的婚姻家庭制度得以生存的基础。传统的习俗并非一纸法令可以马上改变，社会风俗的变化也不可能完全靠行政的手段来解决，显然，对旧婚姻家庭制度的变革还有赖于其他经济、文化方面的全面的社会变革。社会现实的条件规定了当时边区婚姻家庭变革所能达到的限度。

　　家庭是由婚姻关系组成的社会单位，也是家庭成员借以进行生活资料的生产、获取生活资料的经济组织，因此家庭成员在家庭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在经济上对家庭所做的贡献来决定的。边区妇女在家庭婚姻关系中受歧视、地位较低，一方面固然是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妇女的经济地位有关。边区所属大多数县历史上没有纺织的传统，妇女不从事纺织，也较少参加田间劳动，旧时地方志对此曾有指责：“女惟坐食，一切皆取给于夫。”(注：《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九六《风俗二》。)“一女不织或受之寒，举境内休其蚕织，其病痛岂小也哉。”(注：清光绪朝《绥德直隶州志》卷四《风俗》。)妇女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地位是她们从旧婚姻家庭制度中解放出来的首要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的独特性质还在于，妇女因被排除在社会公共劳动之外而在经济上从属于男子。边区当地的许多妇女在旧式婚姻中被卖来卖去，在家庭生活中处于劣等地位，正说明了其政治、经济地位的低下。当妇女结婚还只是为了基本的吃饭生存，妇女在家庭中还要依靠丈夫的收入，那么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边区政府在改革婚姻家庭制度遇到阻力时，及时调整了政策，通过组织妇女大规模的参加社会生产，一方面使妇女直接参与了抗战工作，将妇女的解放纳入民族民主革命的轨道，使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真正建立在妇女为社会做出贡献这一坚实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也引导妇女通过自身的劳动创造收入和减轻家庭负担，一定程度上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从而切实改善她们在婚姻选择和家庭生活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