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婚姻家庭变革(3)

　　其三，贯彻男女平等原则，提高了妇女的家庭、社会地位。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陕甘宁地区的小农家庭，长期形成了男尊女卑父权家长制的家庭格局，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介入，很难想像它在20世纪中期会发生什么变化。边区成立以后，根据地的广大妇女成为抗战中的重要人力资源，政府认识到“目前抗战，需要广大农村妇女有组织的帮助，比任何时候更为迫切”，“动员妇女参战是奠定保护妇女切身利益的基础，保护妇女切身利益又是深入广泛动员妇女参战的必要条件”。(注：张琴秋：《动员妇女参战与保护妇女切身利益的关系》，《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2日。)故此，边区政府积极从各方面改善妇女的生活和提高妇女的地位。婚姻法颁布以后，边区妇女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成为妇女们改变自己在家庭中地位的有力武器。参议会上，妇女议员提出“反对男人打骂婆姨，要真正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妇联会支持媳妇们以反抗的姿态对付公婆和丈夫，为遭受公婆、丈夫虐待的媳妇撑腰，有的地方给虐待媳妇的丈夫、公婆开斗争会、游街等。有时在解决家庭纠纷时，偏于保护妻子重责丈夫，保护媳妇重责公婆。一些妇女们把反对公婆、丈夫打骂虐待作为提出离婚的理由。1944年绥德分区各县共65件离婚案中，有11件是女方因受虐待而提出离婚。(注：《边区的婚姻问题》，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4，案卷号65。)

　　边区开展的抗日支前、大生产运动等各种活动，带动妇女从封闭的家庭中走出来参加边区建设，出现了一大批当地女干部。不同于以往的农妇，“她们已经没织弱羞怯的姿态，现在她们每人穿一身军服，雄纠纠，都是新时代的女性”。(注：《陕甘宁边区突飞猛进的女子教育》，《中国妇女》第1卷第1期，1939年12月。)1939年至1946年，边区先后4次举行参议大会，妇女积极参加了各级选举。1941年，清涧县参加选举的妇女占妇女总数的90%，绥德县选出的460名乡议员，其中80名是妇女。(注：《动员边区妇女来参加选举运动》，《解放日报》1941年6月21日。)所有这些变化都使妇女们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扬眉吐气的感觉。她们说：“过去买卖婚姻，现在婚姻自由，这是我们妇女出了头的世界。”(注：《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页。)“毛主席来了，男人不敢打女人了，女人自由了。”(注：秦燕、岳珑：《走出封闭——陕北妇女的婚姻与生育(1900-1949)》，第109页。)

　　其四，离婚自由带来离婚高潮。《婚姻条例》颁布以后，边区离婚案件明显增多，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离婚高潮。

　　边区政府颁布的婚姻法做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规则，其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当地妇女，她们知道了争取自己婚姻幸福是正当的，是能够得到政府支持的。旧式婚姻里被随意买卖、家庭里低下的地位、以及长期的压迫和束缚，使妇女们的痛苦和不满以离婚自由为突破口，猛烈地爆发出来了。在逐年增多的离婚案里，由妇女一方提出离婚的占了绝大多数。子长县给民政厅的报告称，离婚案件逐年增多，十分之九尽是女方提出离婚。(注：《不完整的统计》，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4，案卷号65。)1940年绥德分区共处理群众离婚案件99件，其中94件是由女方提出的。要求离婚的妇女大都采取了较为坚决的态度，吴堡县政府所在地的一家饭铺，经常住着十几个要求离婚的妇女，政府不批准离婚坚决不回去，有的长住达三四个月。(注：《十件离婚案》，《解放日报》1945年7月27日。)有的妇女采取了激烈的不妥协的态度，坚持离婚不惜寻死以达到目的。1943年一年，延安县就有9个妇女因婚姻问题自杀。甚至发生了因离婚不成而谋杀丈夫的事情。(注：《边区的婚姻问题》，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4，案卷号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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