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婚姻家庭变革(7)

　　在动员妇女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同时，边区政府提出了“家庭和睦”的口号。1944年下半年，《解放日报》连续登载了多篇有关家庭的报道，表彰那些“将民主精神贯彻于家庭的典范”。1944年8月9日《解放日报》以《一个幸福的大家庭》为标题报道了庆阳高迎区五乡蔡德旺的家庭。这是一个众多人口的大家庭，分工经大家民主商量并征得老人同意，7个儿子主要种地，蔡的母亲64岁，在政府的号召下带领媳妇纺线，取得显着的经济效益。同年8月25日《解放日报》又以头版位置发表社论《发扬根据地式家庭》，对山西太行山襄垣地区李来成家庭的“模范事迹”进行了宣传。“李来成的家庭原来是家长制的旧家庭，内部不团结，生产情绪低，政府人员帮助其订立了全家生产计划，组织起来，改造家庭”。社论总结其经验，认为有四个特点：第一，家庭机构生活的民主化。过去李来成是当然的领导，现在要全家选举，家里有会议制度，家长决定家务事，必须征求全家人同意，“大大促进了全家人的团结亲密”。第二，生产上家庭内部实行精细分工，男的从事农业、运输业、变工，女的从事纺织，并照料家务，各有分工，各尽其所，劳动力得到合理发挥，全家收入大增。第三，努力节约。第四，实行分工奖励制度。李来成的“新式家庭”“从上到下，从人力到物力，从生产到消费，都组织起来了”，传统的大家庭通过重新调整得以继续发挥其作用。李来成的家庭被誉为“新民主主义农民进步家庭中优秀的典型”。同年10月20日《解放日报》又登载了吴旗二区张彦楼一家的事迹。全家36口人，分工严密，人人劳动，有民主和自我批评，团结和睦。总掌柜张彦楼有权检查一切。这个家里的大小事务、生产分配均能进行民主协商及自我批评，因此，“人人心服，很少口角”。

　　这些连篇累牍的报道表明，当时边区政府对婚姻家庭关系的变化以及带来的后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关注的重点是如何使家庭稳定，并有利于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显然，边区政府虽然明确认识到“农民家庭由封建社会过渡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当自由、平等这些观念在边区普及开时，当地封建式的家长统治显然不能像以往那样再原封不动的维持下去”，“必须以民主精神贯彻家庭”。(注：《发扬根据地式家庭》，《解放日报》1944年8月25日。)但是当时民主革命所要完成的迫切任务不是也不可能是对旧式家庭进行彻底革命，传统的农民家庭仍然是发展根据地经济的现实基础。正如毛泽东就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家庭问题给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写的一封信中所说，在20世纪40年代，家庭还是一个生产单位，只有家庭团结巩固，大生产运动才能搞起来，抗日根据地里的家庭改造是要把新民主主义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把一家一户组织起来进行生产活动。(注：转引自邓伟志、徐榕：《家庭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69页。)政府看到了将传统农民家庭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可行性，利用现有的农民家庭作为生产的基本单位，通过合理调配劳动力和其他资源，达到“公私兼顾”、“公私两利”。政府进而认为，“先由家庭组织作为第一步，再成为互助组，以户至村、全区、全县，基础才会巩固”。(注：《发扬根据地式家庭》，《解放日报》1944年8月25日。)从本质上讲，这些“模范家庭”和“新式家庭”原有的家庭格局并没有改变，男性家长仍占据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婆婆仍是副家长，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仍然沿袭着，所不同的只是通过家庭民主会议，使家庭其他成员能对家长实行一定程度的监督，并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家庭中的分配，通过奖励刺激每个家庭成员生产的积极性。通过发展生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矛盾，而家庭矛盾的缓解又反过来促进了家庭经济的发展，这在当时不失为既发展根据地经济又不会引起家庭过度震荡的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