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婚姻家庭变革(5)

　　在诸多的婚姻纠纷中，最引人注目，而又最使边区政府深感棘手的是有关抗日军人家属的离婚问题。抗战爆发后，边区有许多男性农民参军奔赴抗日战场，为了使这些抗日军人能安心抗战，免除后顾之忧，边区政府专门作出优待抗属的一系列规定。如规定抗日军人家属免纳捐税;为其安排代耕;规定抗属购买合作社物品时，可享受特殊廉价优待;领取救济有优先权;开会看戏坐在前排等。同时还安置了许多外地逃到边区的抗属，分给她们土地，发动农民代为耕种，并资助她们成立模范乡。还创办了抗日军人家属学校，先后收学生300多人。但是由于长期的战争，再加上国民党军队对边区的严密封锁，许多军人长时间不归，又不通音信，抗属们得不到丈夫的消息，生活上发生一些困难，有离婚的，有自行另嫁的，有不安于室与公婆日夜吵闹的，酿成了复杂纷纭的抗属婚姻问题。

　　为了巩固部队加强抗战力量，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解决抗属的婚姻问题，边区政府在1943年1月同时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和《修正陕甘宁边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除进一步明确规定抗属应享受的物质方面的优待外，同时规定“抗日战士之妻五年以上不得其夫音信者，得提出离婚请求”，“抗日战士与女方订立婚约”，如“该战士三年无音信，或虽有音信而女方已超过结婚年龄五年以上仍不能结婚者，女方经政府登记，可以解除婚约”。(注：《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陕西省妇联编：《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选编》(内部资料)，1982年版，第155页。)边区政府虽然考虑到抗属的实际情况并做了相应的规定，但实际执行中仍出现了问题。有的抗属确实符合离婚条件，家中人也同意，出了婚书字据后准予离婚。但抗日军人回来往往大闹公堂，一定要讨回原来的媳妇，而且纠合人去抢，政府只好把媳妇又断回原丈夫家。(注：《边区的婚姻问题》，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4，案卷号65。)有的地方因抗属离婚还引起军人到专署请愿。这些情况一经发生，各地方政府在执行《婚姻条例》时对抗属离婚采取了关门态度，不论等多少年一概不准离，甚至订婚的也不允许退婚。这些做法显然不符合婚姻自愿的原则和政府的有关规定，同时也引起抗属们的不满。

　　婚姻家庭问题上普遍出现的男女对立和纠纷，已经影响到革命根据地内部的团结和稳定，一些男性农民公开表示：“八路军什么都好，就是离婚不好。”“这样下去，穷人就没有老婆了。”有的地方甚至发生政府判决离婚后，村人联名上书要求撤销的典型例子。(注：《边区的婚姻问题》，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4，案卷号65。)尤其是离婚高潮引起了前线将士的不安，各县参加革命队伍的一些人十年八年后回家探亲，却看到政府已准许其婆姨离了婚，气愤地说，抗战回来连老婆也没有了!(注：《记绥德分区婚姻问题》，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4，案卷号64。)

三

　　婚姻家庭变革方面出现的问题引起了边区党和政府的注意。1940年2月毛泽东给中央妇委的一封信中说道：“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而边区的妇女工作之少成绩，我看主要在没有注意经济方面，提高妇女在经济、生产上的作用，这就能取得男子同情的，这是与男子利益不冲突的，从这里出发，引导到政治上，文化上的活动，男子们也就可以逐渐同意了。”(注：全国妇联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毛泽东注意到婚姻家庭的变革加剧了两性之间的冲突，并且看到了这种冲突对革命的整体利益是不利的，试图将其纳入经济发展的轨道，来缓和男性农民的敌意。而其他一些批评者也认为，边区实行的婚姻家庭改革政策，在对待传统旧式家庭存在的问题上，过于强调妇女所受到的痛苦，并将之归咎于男子，强调了两性之间的对立，而没有从社会经济基础找根源，犯了形式主义、主观主义错误。(注：区梦觉：《略谈妇女工作作风》，《解放日报》1941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