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减租保佃政策(3)

　　马克思指出：“凡是有地租存在的地方，都有极差地租，而且这种极差地租都遵循着和农业极差地租相同的规律。”[2]在《边区租佃条例草案》第二章的减租部分，活租和安庄稼的说明部分都有规定，减租多少，随当地的土地年成好坏而定，一般而言土地肥沃程度与年成好坏相联系，年成好(土地肥)的少减，年成坏(土地贫瘠)的多减。[7]222这体现了极差地租Ⅰ的内涵，同时体现了边区政府政策的求实性和灵活性。由此我们知道，佃农向地主缴纳租额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土地的肥力和年成情况。例如活租的计租方法，一是按收获量由租佃双方按成分配;二是随年成丰歉收获多寡、租佃双方的收入为比例增多或减少。[9]472活租土地多为近地、好地，租额很高，所以在减租前期中出现的将定租改为活租的现象，剥削程度较重，在这两点上它与定租相反。当然，减租后期边区政府在土地租佃条例中，对于活租规定了与伙种不同的减租办法。“伙种在未分配土地地区有些小地主中地主采用，是带有小自耕农民中间合作性质的一种租佃关系，很大程度上不具有剥削的性质。而安庄稼多是富农、地主与一无所有而携有家眷的贫农之间的租佃关系。它是一种资本主义富农剥削，并包含着某些封建剥削的残余。”[7]184-185以贡献大小和投入要素的多少为依据，按成分配。考虑到不同租佃形式形成的条件、租佃历史、年成情况和租佃关系，边区政府制定的租额都不低于二五，而且根据土地肥力差别、位置差异以及收获量规定的减租标准也切实兼顾了当地地主和农民的利益。

　　(三)地主与边区政府在减租中所体现的马克思极差地租规律对比

　　地主方面，主要是在消极对抗减租政策中体现极差地租Ⅰ的规律。 由马克思极差地租Ⅰ，我们知道地租的多少由土地的肥力差别和土地的地理位置条件决定，一般表现为土地越肥沃，地租越高，租额多少与土地好坏成正比，坏土地收取的地租应该是较少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面对减租政策的压力，地主为保证自己的利益损失最小化，就采取收好地给坏地或丈量土地以及其他手段。“如庆阳三十里铺区地主封重才将佃户任生廉60亩好地收回，另给佃户60亩山地，租子仍为7升。还有庆阳地主钱若浒出租土地是按土地面积计算的定租，土地较为贫瘠，本来有长头，减租要减少地主的收获量他就按丈量土地的办法威胁佃农”，[7]268这种情况较为普遍。实际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佃农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减租政策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这样一来，佃农们的租子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边区政府方面，一般是根据每年的收成好坏和肥沃程度不同划分土地的类型，制定合理的租额。如子长县政府关于租佃条例的报告，“关于定租，荒地多的区，西一区、南区每垧租额一斗，丰收年可收租粮一石，平常收七八斗;熟地好山地，东一区、二区、中区、南沟岔区、玉家湾区等，每垧租额八九升，一般产量丰收年可收粗粮六七斗，一般平常山地，每垧租额六七升，产量丰收年可收四五斗。”[7]220可以看出土地肥力好坏决定的土地类型直接影响着粮食收获量的多少和地主佃户的分配比例，最终体现为地租租额的多少。子长县政府的租佃条例体现客观性和合理性。再如葭县1942年的减租标准：“定租：减50%，收获2斗至3斗按歉年规定，交四五，减五五;活租：三七分，草归佃户，柴随粪;安庄稼：四五、五五分，草伙子至少分三分之一，柴随粪。”[7]226安庄稼的土地一般都为较好的土地 ，所以租额比定租的租额重，减租政策中要求按四五、五五分，切实保障了佃农和地主的利益。虽然地主和政府在实施减租政策中都围绕佃农，以租额为核心，但他们的出发点、目的却是大相径庭的，体现为维护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区别。抗战时期边区政府制定的减租政策和标准，结合实际符合马克思极差地租规律，较好地缓解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得人民积极向政府靠拢，支持拥护政府，配合政府为抗日生产贡献伟大力量。而地主方面的反抗并没有产生多少消极影响。

　　(四)结合极差地租分析边区政府减租政策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