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过载栈(4)

　　过载栈内有一定的行市，每日挂招牌。⑤当货物卖出时，过载栈收取斗捐，即手续费。如果卖出的是粮食和食盐，每斗分别收取粮食和盐三合，就是值百抽三。其他商品则按价收款，一般是值百抽二。当然，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过载栈有时也会采取撒合子或低价收买，高价卖出的办法来剥削外来客商。撒合子就是在用斗过粮或盐时，撤在斗外的粮食或盐归商人，撒的多少完全在商人手中掌握，其收入一般比斗捐多。⑥除此之外，客商住宿还要交伙食费用，牲口则要交草料钱，客商的伙食基本上一日三餐以馒头为主，普通菜，每日折合法币8元到10元，每头牲口出草钱10到12元。⑦由于陕甘宁边区政府最初对私商是不征税的，因此过载栈在商业经营中赚取的利润是较大的。1941年，随着边区政府商业正常所得税的征收，一些外来客商，便和他所熟悉的过载栈通谋，逃避税费，而过载栈为了拉拢客商，发展营业，也总是愿意给客商方便的。⑧“将货物货物迅速的成交并迅速的离去，使税局不能发现，以图全部逃税”。可见，当边区政府进行商税征收后，一些不法的私人过载栈还充当着帮客商逃税的“任务”。

　　“皖南事变”前，私营过载栈在陕甘宁边区特别发达。当时在边区与友区的区间贸易中，“输入的多为洋布、棉纱及化妆品、奢侈品，输出的多为食盐、皮货等土特产”。但是由于一些私人过载栈从事投机买卖，常常囤积居奇，因此，当时“区间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是很严重的。出现这种情况，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是因为边区经济总的说来尚在恢复之中，边区自己的工业尚处于初创阶段;此外，也因为边区政府注意了发展私营商业，但尚未注意到对私营商业进行必要的管理的缘故”。⑨

　　三

　　“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政府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边区人民的负担无疑的是比以前数年加重了”。⑩外货来源的缺乏，成本增加，运输风险的加大等诸多因素导致大批私营过载栈破产，其中也有一些从边区撤走，从而使边区的商业陷于停顿和瘫痪状态。法币在边区已经不能自由流通，边区政府不得不发行自己的货币，“同时储备稀缺的法币用以进口当地无法生产的物资，其结果就是大规模的通货膨胀”，1940年花500元就能买到的东西，到1941年需要2200元才能买到。{11}

　　如何应对困境，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成为摆在边区政府和人民面前的紧迫任务。“毛泽东的对策就是强调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如果物资无法顺利进出边区，同时又缺少可兑换的货币，那么边区就只能自给自足”。①毛泽东说：“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②党中央、毛主席很快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在“以边区之有易边区之无，以输出边区外所必需的物品，来换入边区内所必需的物品，一方面达到输出入平衡，一方面防止市场操纵。不妨碍自由，又非放纵自由”③的贸易政策下，由边区物资局(后改为贸易局)、各部队、机关、学校等经营的各类过载栈开始大规模地发展了起来。 　　陕甘宁边区第一家公营过载栈，是由边区政府的第一家公营商店――光华商店1939年在延安设立的天成过载栈。④此后，边区公营过载栈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了起来，到1943年，靖边区已有过载栈2家、临镇4家、三边分区定边县5家、绥德市6家、延安市13家。其中延安市的13家分别为军委系统创办的大成永、河口、晋绥过载栈、永亨行、新华栈、大龙、复兴永、继兴德8家，党政民系统的供销栈、运合栈、公裕、大生、公益栈5家。据统计，到1943年4月，这13家过载栈拥有固定资本468.4万元，流动资本919.3万元，纯利润89.7万元。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