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与法制建设(4)

　　改革政治制度，使抗日救亡工作充分民主化。组成联席会议。参加联席会的有各级军事单位、政权部门、牺盟会和动委会等统一战线组织，以及各群众组织。联席会议共同决定抗日事业中的各项工作。1938年春，由动委会和四专署、八路军120师、新军暂一师、阎军骑一军，以及各群众组织在岚县举行联席会议，研究动员新战士工作。会议协调、明确了各部门的工作目标和任务，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组成扩大会议，成为行政工作的主要形式，使政权部门工作进一步民主化。农会及各级群众组织参加扩大会议，以群众团体的资格参与行政工作。群众组织利用这一工作方式，可向政府机关提出代表群众利益的主张和要求。对于行政负责人存在的贪污、渎职等不合法行为，农会可向上级行政机关提出事实依据，请求撤换。农村中初步试行行政负责人选举方法，由村民大会选举称职的村长。以上这些制度的形成，使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渠道真正得以畅通。

　　四

　　1939年12月发生的“晋西事变”中，山西新军第四纵队由晋西南转移到晋西北岚县地区。八路军120师主力也由冀中返回晋西北。晋西北抗日人民、军队、党派及群众团体继续坚持抗战，晋绥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

　　1940年1月，晋西北地区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山西省第二游击区公署[4]先后成立。国民党元老，山西新军领袖续范亭任行署主任，从1940年2月开始至1941年9月，第二游击区行署举行了三次行政会议，通过了《村选暂行条例》、《村政权组织暂行条例》和《保障人民权利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文件。这些法律条例的产生，使抗日民主政权更加巩固，人民的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得到了保障。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日趋成熟。

　　1940年2月1日，第二游击区行署举行第一次行政会议。这次会议制定并颁布了晋西北的六大施政纲领，明确了民主政治的中心内容是“促进宪政运动，彻底改造并加强各级政治机构”，“区村长民选，给抗日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建立各级行政会议”。抗战前地方政权组织形式为县政府──区公署──村公所，在编村设村长，各自然村按照户口多少分设村副及闾长。地方政权为地主豪绅把持，多数政权组织存在着贪污、欺诈百姓、消极抗日等严重的与抗战事业不相容的问题。对旧政权的改造以群众直接选举为主要方式，代表人民利益的，包括各党各派的抗战积极分子成为抗日民主政权组织中的坚持领导力量。改造后的新政权在对敌斗争、生产运动及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中，充分表现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步政权的威力。

　　1940年9月，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5]举行第二次行政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实施措施。首先提出要建立廉洁的民主政治。在抗战实践中，政权公务人员为了民族革命事业养成了一种吃苦耐劳的艰苦作风。1941年5月，颁布了《晋西北行政干部暂行条例》，9月又颁布了《晋西北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这种廉洁政治的实施，已说明民主政治与旧的独裁官僚政治本质上的根本区别。第二，改造各级政权机构，会议通过了《晋西北村政权组织暂行条例》和《晋西北村选暂行条例》。这些法律文件确定了农村政权的民意机关公民大会或公民代表会，与其执行机关村公所的统一性。规定村主席和代表都要经过直接的、平等的、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在第二次村选试选工作中，据对22个试选行政村调查统计，公民大会参选人数百分比最高达91%，最低为55%，13个县平均为71.7%，国民大会参选人数百分比最高达80.3%，最低为32.4%，16个县平均为63.1%。当选干部总数542人，包括地主28人，富农56人。中农183人，贫农203人，雇农25人，工人15人，其它职业32人。这种选举实行代表制，从根本上废除了封建残余的邻闾制，最基本的民主制度在农村得以实施。对少数民族的选举，特别规定了民族杂居村，少数民族得单独进行选举，人数不足20人者，亦得选举村代表1人。第三，保障人民权利。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之初即颁布了广大施政纲领，宣布人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之自由。政府又在释放嫌疑犯、禁止非法逮捕人民，保护商业自由等政策法令中对人民的基本权利进一步予以保护。1941年4月，正式颁布了《晋西北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条例规定了保障人民的身体自由、生命安全、财产土地权利、商业贸易自由权。在司法审判上建立陪审、巡迴审判和简便程序等制度，以便于人民控告，自觉接受人民意见。对逮捕、审问、尊重犯人人格，重证据不重口供，废止肉刑、以及无期刑等法律原则问题，都予以明确规定。这些工作使社会秩序更加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抗日积极性进一步高涨，抗日根据地的基础更加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