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 (1)(19)

　　黄流机场慰安所里的广州青年阿燕，与同房间的6名青年妇女经常遭到日军的轮番奸淫，有时有的人甚至会当场昏死过去。阿燕难以忍受这种痛苦地折磨，曾有反抗，被日本军官用刀扎穿大腿昏死过去后，仍受百般蹂躏。黄流机场慰安所同一批来的21名广州妇女，至1945年冬仅剩黄惠蓉等4人。据劳工肖炳金口述，被骗说搞纺织而招来的几十名广州女工，全部投放在北黎慰安所，专为日本军人服务。最初女工不愿意，日军就不给饭吃，还打女工，用烧红的铁板来烧女工身体。有的人被迫上吊自杀。每个晚上10个日军轮流强奸一个女工，每人规定10分钟④。在石碌铁矿慰安所，2名受辱妇女被折磨得筋疲力尽，因不能继续满足日军兽欲，便被脱光身子，吊在大树上活活毒打致死。一个叫黄玉霞的妇女，因不堪凌辱，趁黑夜在慰安所一棵大树上自尽。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石碌铁矿慰安所里的300多名青年妇女，遭暴打致死和病死、饿死的就有200多人，到日军投降时，幸存的只有10多个人。

　　1939年冬，侵琼日军第十五警备司令部派遣两个中队驻在澄迈县金江镇和石浮岭，除了实行“三光”政策和强奸妇女外，一发现稍有姿色的女青年就掳到军部充当慰安妇。山口乡叶姓农民的妻子黑姑，生下孩子不久就被日军抓进慰安所，供日军泄欲，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得以回家。慰安妇时常遭受非人道的虐待，稍有抵抗就被痛打，甚至株连家人⑤。

　　1940年1月，日军派遣队在临高县新盈镇红民街设立一间慰安所，内有4名慰安妇，其中一人为朝鲜人，一人为新加坡人，一人为海口人，还有一人是从当地抓来的。日军派遣队队长川岗规定：慰安妇不得随便走出慰安所，不准逃跑，否则连同家属立斩;无条件听从日军使唤，不得对日军无理;绝对服从管理员的管制，否则处以重罚;派遣队员无论什么时候需要，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慰安妇常常通宵达旦承受日军的兽性折磨⑥。

　　日军慰安妇组织的另一名称为“战地后勤服务队”，主要为日军驻地军营、军事据点的官兵发泄淫欲“服务”。日军以“后勤服务”为名，采取诱骗、强迫等手段从各地征集年轻妇女，投置到这些地方，为驻军提供所谓的“后勤服务”。被诱骗、强征来的妇女成为随军慰安妇。这些无辜的妇女们境遇同样悲惨，没有做人的权利和尊严，只是服杂役的苦力和性奴隶。她们白天为日军挑水、洗衣、扫地干杂活，夜晚则要遭受日军官兵的蹂躏折磨。1943年春，保亭县三道镇什南班村黎族妇女黄荷润与丈夫一起被日军抓去当劳工。一到日军据点，黄菏润与另外3名妇女就被编人“服务队”，住在据点的一间茅屋里。起初，她们被安排扫地、做饭、洗衣服。第四天晚上，7名日军把黄荷润叫到住处，二话不说就将她剥光衣服，按在床上轮奸。其他几位妇女也被日军糟蹋。自此，黄荷润她们几乎每天都被日军拉去奸淫。一天，黄荷润趁日军午睡，逃出据点，但未出半里地就被日军抓回。日军曹长将黄荷润拖进房间强奸，被黄荷润咬了一口。日军曹长一怒之下，将黄荷润捆在树上，抽出军刀乱戳其下身，又搬来干柴堆在黄脚下，浇上汽油，把黄活活烧成一堆焦骨⑦。

　　像黄荷润这样被日军强掳到营舍奸淫并杀害的少数民族妇女还有不少。乐东县一个日军据点里的20多名妇女、少女，最大的周××十九岁，其余的仅十三四岁，她们经常遭受日军酒后恣意凌辱轮奸。有时是七八名日军同时糟蹋一名少女。周××多次被4名发酒疯的日兵连续折磨达5个小时之久。崖县藤桥市分遣队营地里的一名黎族少女，不堪忍受几名日军的同时恣意淫辱，咬断舌根自杀身亡。同一营地中的黎族少女陈有红不甘忍受，极力反抗，遭到围殴毒打，结果下身血流如注，两天后不治身亡。据当年在保亭县城伪军据点当伙夫的一位保城老人回忆，凡被编入“战地后勤服务队”的妇女，没有一个能逃脱日军的魔掌。17岁黎族少女李亚茜被抓编入“服务队”后，不堪蹂躏折磨，多次逃跑，并拒绝服用预防丸，后有了身孕，日军竞称其怀有日本人种，将其绑在庆训村边的坡地上剖腹致死。被抓进陵水县乌牙峒砧板营油棕坡据点的20多位黎族少女，至日军投降时幸存下来的仅有陵水县本号镇祖侾村陈亚扁等少数几人⑧。陈亚扁曾于80岁高龄，不顾疾病缠身，应日本民间团体之邀，2003年12月赴日本讲述自己被迫充当慰安妇的史实，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日军侵琼的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