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抗战时期出版业界的抗日救亡斗争

　　本文运用史料分析和文献研究方法，重点从延续中华文化、唤起民心民力、鼓舞军队士气三个方面，论述出版业界在不同领域进行的出版抗争。

　　热词：抗战时期 出版业界 抗日救亡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长达八年的奋勇抗战就此拉开序幕。中国出版业界直面日伪的奴役统制和战时的艰难险境，坚守出版阵地，高扬抗战旗帜，鼓舞民心士气，谱写了一曲悲壮而雄浑的出版抗战之歌。

　　一、以出版为媒介，延续中华文化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抗战时期，日寇不仅在物质形态上实施烧杀抢掠，更在精神文化层面进行奴役统制。出版业界在外敌入侵的危亡时期，以出版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显得尤为迫切而意义深远。

　　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在极端困难的战时环境中，中国出版业界始终不忘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出版发行了大批旨在凝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出版物。以商务印书馆为例，八年抗战期间，分80个分科题目陆续出版国人自著的“中国文化史丛书”40多种，“擎起了有史以来全面研究中国文化的第一面旗帜”，丛书中“均是学术精湛、功力深厚之作”。抗战期间还涌现出诸多坚持中华传统文化出版的典范，如文化生活出版社坚持出版的《文学丛刊》，改进出版社出版的《改进文库》等。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出版业界还致力于与时俱进发展中华文化，组织出版了一批具有开创意义和传世价值的经典名著，如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撰的《鲁迅全集》、冯友兰的《新理学》、朱光潜的《诗论》、金岳霖的《逻辑》、钱穆的《国史大纲》等，都是半个多世纪以后还在重印的优秀作品。

　　出版关乎民族长远的教科书。教科书是富国强民的希望所在，也是出版业界履行社会使命、体现行业价值的理想所系。商务印书馆“从1933年到1937年，已出版各种教材230种，到1941年又出版50种，以大学教科书的形式出版了很多著名学者的重要著作”。1942年后，出版业界也相应加大了教科书出版力度，国定本的中小学教科书陆续编印，各大书局自编的教材和教辅读物也继续发行。特别是出版发行了以政府力量组织和完成的“部定大学用书”30多种，以及其他大书局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编印的“大学丛书”“大学用书”等，这在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中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出版业界出现了联合出版教科书的现象。1943年4月，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成立，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正中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文通书局七家出版机构，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部署，联合承担国定中小学教科书的排印运销任务，促进了中小学教科书的规范出版。

　　创作具有战时特征的文学作品。抗战时期出版的大量体现时代特征、回应时代呼唤的优秀文学作品，不仅使中国文学增添了一抹“血色”，更为中华文化充盈了一股“血气”。在小说出版方面，有巴金的《火》《还魂草》，茅盾的《霜叶红于二月花》《劫后拾遗》，丁玲的《眼泪模糊中的信念》，艾芜的《山野》《秋收》，司马文森的《雨季》《一个英雄的经历》，欧阳山的《战果》，王鲁彦的《春草》《葫蒲妙计收伪军》《我们的喇叭》等优秀作品。在办刊方面，有巴金主编的大型文学月刊《文丛》等7种文学刊物，艾芜主编的《抗战文艺》《文协旬刊》《文学丛书》《文学创作》，还有诸如《正言文艺》《文林》《文综》《文艺丛刊》等。这些文学书刊，从不同形式、多种角度揭露和声讨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描写和讴歌中国军民为反抗日本法西斯、挽救中华民族危亡而斗争的壮举，以文学特有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充分反映抗日战争年代中华儿女反抗侵略、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以出版为灯塔，唤起民心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