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云南出版业与学术事业的兴盛

　　[摘要]抗战时期，大量高校、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出版单位及专家学者、文化出版人士迁至云南，给云南带来了文化发展的契机。文章从出版等组织机构助推学术事业发展、报刊等助推学术事业发展两方面，阐述了抗战时期云南出版业与学术事业兴盛的关系及对当今文化发展的启迪。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出版业助推学术兴盛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历经苦难、饱受创伤的八年，也是中华文化愈挫愈勇、不断求索创新的八年。在这八年中，地处西南的云南省成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四季如春的高原不仅迎来内迁的同胞，也迎来战地文化的迁播。省会昆明更成为文化及学术的后方重镇。这一时期，云南文化事业空前繁荣，出版业与学术事业相得益彰。

　　一、出版等组织机构助推学术事业发展

　　抗战时期，随着政府机构和人员的内迁，大量出版发行机构来滇发展，推动了云南出版业及学术事业的繁荣。1938年，正中书局在云南设立分局，除发行云南中小学课本之外，还注重出版社科、文化教育类图书。如郭垣《云南省之自然富源》及《云南省经济问题》均为正中书局1940年所出版的关于云南经济方面的研究著作。1942年成立于昆明的进修出版教育社，以出版进修教材为特色，如刘坤闿编著的《统计实务进修课本》，陈文、张英阁编著的《实用商业学进修课本》，孙起孟等主编的《文学进修读本》，孙起孟著的《职业青年的学习与修养》，廖伯华编撰的《算术题解手册》等。这些实用教材为有进修和再教育需求的人员提供了方便，在推动云南社会教育、成人教育方面功不可没。

　　抗战后期，倡导民主，反对独裁的民主教育在滇破土而出。1943年由民主人士李公朴创办的北门出版社，成为宣传民主的阵地之一。北门出版社编辑部由诸多在昆著名学者组成，如潘光旦、闻一多、张光年、曾昭抡、楚图南等人。该社存在时间不长，共出版图书约35种，丛刊、杂志5种，其中多为宣传民主的书刊，如《民主教育之路》、《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民主浅说》以及曾昭抡主编的《民主增刊》等，广受青年欢迎。

　　抗战八年中，云南省部分高校自设了一批出版机构，积极发展学术出版事业。原有地方大学以国立云南大学最为著名，早在其前身东陆大学时就设有出版室，并于1937年在教务处设立出版组。云大所属研究机构，如由方国瑜等学人创办的西南文化研究室，先后出版有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徐嘉瑞《云南农村戏曲史》和《大理古代文化史》、张印堂《滇西经济地理》、方树梅《明清滇人著述书目》、陈修和《越南古史及其民族文化之研究》、李田意《缅甸史纲》、李拂一《泐史》和《车里宣慰世系考订稿》等11种有关西南民族文化的图书。云大文法学院也组织出版有向达《蛮书校注》、刘文典《玄奘大法师传校注》等学术专著。大批学术著作的出版发行，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教学工作以及学术研究成果的交流和文化的传承。

　　抗战时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在昆联合办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但研究生培养及高等研究机构仍然分属三校。这些研究机构培养了大批研究型人才、出版了大量研究专著。如1939年成立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昆期间出版了大量研究报告。该研究所主持呈贡县人口普查，出版了《云南呈贡人口普查初步报告》;进行呈贡县农业调查，出版了《云南省呈贡县农业普查报告》;进行环湖县市“户籍示范实验室”调查工作，出版了《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该机构还出版该所学者著作，如苏汝江《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等。此外，国立北京大学文史研究所出版有罗常培、邢庆兰合著《莲山摆彝语文初探》，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出版有高华年著《黑夷语法》。西南联大之文聚社以诗文会友，抗战时出版有卞之琳《亨利第三与旗手》、冯至《楚国的亡臣》与《子午桥》、李广田《日边集》、穆旦《探险队》、沈从文《长河》等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