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抗战时期出版业界的抗日救亡斗争(2)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抗战时期，如何宣传、组织和动员民众投入战争，既是国家战略所需，也是全国各行各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对出版业界来说，抗日救国的时代要求，使得宣传、组织、动员民众关注和认识战争的意义、日伪的罪行、抗争的方式，“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成为出版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揭露日伪残暴罪行。揭露敌人在战争中的罪行，激发民众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奋起反抗的精神，是战时政治动员的基本方式。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唯一机关报，《新华日报》创刊伊始就强调：“本报愿为一切受残暴的日寇蹂躏的同胞之痛苦的呼吁者描述者”。贯彻这一创刊思想，从1938年到1945年问，发表关于揭露和谴责日寇侵华暴行的文章有400余篇之多。出版业界还致力于揭露汪伪政权的卖国罪行。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响应日本的《近卫声明》，标志着国民党投降派代表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投敌。这引发了中国出版业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0色出版业的同仇敌忾。大小报纸纷纷出版“讨汪特辑”“讨汪专号”，不约而同群起声讨。《抗战报》在发刊词中指出：“向广大群众揭露日寇的诱降阴谋，加强和扩大统一战线，反对汉奸、汪伪的投降、倒退、分裂活动，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而斗争”。出版业界还出版了《汪精卫叛国投敌之剖析》等图书，对汪伪政权卖国罪行作出深刻揭露和批驳。

　　解答民众关切问题。抗战初期，中国出版业界以满足民众普遍的知识渴求、精神渴求和组织、动员、训练民众的实际需要为导向，以抗战丛书为主要形式，编写出版了大量抗战知识简易读本。生活书店的统计数据显示，“1937年新出版的图书150种，比1936年增加二分之一;1938年出版新书200余种，重版书近200种，其中绝大多数是抗战丛书”。中华书局组织出版了“中国新论社非常时期丛书”，主要有《非常时期之外交》(周鲠生著)、《非常时期之国防建设》(陈清舫著)、《非常时期之地方财政》(马存坤著)、《非常时期之报纸》(吴成编)、《非常时期之出版事业》(金溟若著)、《非常时期之妇女》(吴成编)、《非常时期之社会政策》(李剑华著)、《非常时期之经济政策》(罗敦伟著)等，对民众关切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外交等诸多领域作出阐释。报纸也以专栏专论形式，对民众关切问题作出解答。《申报》从1937年10月1日起增辟“专论”一栏，特约郭沫若、_邹韬奋、章乃器、胡愈之、周宪文、金仲华、武育轩、张志让、郑振铎等撰稿，从不同角度深刻论述各界民众关注的各种抗战问题，如《中国经济基础与抗战前途》《抗战时期的民主集权》《彻底对日本经济绝交》等文章，特别是周宪文的《主和者就是汉奸》一文，抨击了种种投降主义谬论。 　　指导民众科学抗战。抗战时期是一个敌我对抗、此消彼长的非常时期。在振奋民族精神的同时，致力于提高民众理性认识、强化民众抗战训练，也是出版业界考虑解决的迫切问题。中华书局一改战前的学术和文献出版方略，推出了在抗战初期颇受民众欢迎的“国民军事常识丛书”，有《国民军事常识(上下册)》《战斗常识》《军国民体育常识》等;还出版了多部系统介绍兵器知识的小册子，如《枪的种种》《弹的种种》《手榴弹》《炮的种种》《坦克车》《兵舰的种种》等。商务印书馆着眼于战时民众所需常识的出版推广，将战略战术介绍一并纳入出版范畴，其中以丛书方式编印的有“战时常识丛书”“小学生战时常识丛书”等。正中书局承印出版了教育部民众读物编审委员会编写的“非常时期民众丛书”共40种，编印出版了“战时民众训练小丛书…抗战常识讲话”第一集之《抗战事迹》(全7册)及“抗战常识讲话”第二集之《战时国民义务》(全7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