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贵州的出版业探究(3)

　　文通书局借中国出版机构及大批知识分子迁移西南的机会浴火重生。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华问渠于1941年成立了编辑所和编审委员会，并通过各种关系聘请当时的文人名士到编辑所和编审委员任职。如聘请马宗荣教授、谢六逸教授分别担任文通书局编辑所的正、副所长，全权负责编辑所工作。马宗荣、谢六逸两位教授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是当时的名士，在社会上具有很大影响力和广泛人脉。马、谢两位就任文通书局编辑所正副所长，在短时间内就极大地扩大了文通书局的影响力，提高了编辑所的稿源量和质量水平。而且，华问渠在他们的建议之下，聘请了全国各领域的112名知名专家学者担任编审委员，如张奚若、冯友兰、欧元、姚薇元、竺可桢、陈建功、茅以升等专家、教授、诗人、文学家、学者、著作家和政界名流。可以说，文通书局编辑所的审定、编辑、撰稿等工作都是由这些知名专家学者来负责的。如此，不仅能保证高质量稿源的稳定，也确保了编审严格、规范。而且，文通书局建立十分科学而严格的审稿、编辑、定稿等出版流程，在这一流程中充分尊重编审委员的专业意见和建议。这样，文通书局出版的产品无论是品味、质量还是影响都越来越好，无可争议地成为当时中国出版业的“七雄”之一。

　　1941年，华问渠委托谢六逸创办《文讯》月刊(文通书局通讯的简称)，同时确定《文讯》的宗旨在于“刊载学术论著，文艺作品，名著提要，文化动态，以及其他与出版事业有关的文字”。《文讯》一直秉承着这样的理念坚守文化阵地，即使是在《文讯》的首任主编谢六逸病逝后，主编一职几易其主，但依然坚守“团结抗战，繁荣学术、文艺”的指导思想，刊登的文稿质量也一直未曾改变。《文讯》因其稿件高质量、编审严要求，而获得了广泛认可和好评，取得了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经过华问渠、马宗荣、谢六逸等不懈努力，文通书局在抗战期间成绩斐然。1941年到1945年短短的四年时间，据不完全统计，文通书局共编辑出版188种、约10万余册各种图书，内容涵盖十分广泛。文通书局始终不忘初衷，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坚守“团结抗战，繁荣学术、文艺”的指导思想，启迪了民智、鼓舞了信心，在中华民族的抗战胜利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文讯》月刊在这一时期成为当时国内很有影响力的刊物之一，也使得文通书局成为中国近代尤其是抗战时期最重要的出版社之一。

　　三、贵阳文通书局对现代出版业发展的意义

　　文通书局是黔地本土近现代史上“有现代方法经营印刷所之嚆矢”的具有现代化萌芽的家族企业。华氏家族投入了大约相当于同一时期贵州省全年财政收入的25%资金到现代造纸业与出版业。从华之鸿出资创办文通书局到华联辉派遣人出国学习国外先进的印刷技术再到抗日战争时期华问渠变卖祖产家业，扩大文通书局的业务范围，文通书局在百年前文化落后、交通不便、政治混乱的贵州生根发芽，并最终成长为七大书局之一的参天大树，其发展对当下现代出版业依然有着很多的借鉴意义。

　　(三)坚守传播文化、启迪民智的传媒初衷

　　华氏家族三代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在交通不便、文化落后的贵州，创办并且发展壮大了文通书局，在贵州的教育及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贵州教育、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华氏家族苦心经营文通书局，并不是仅仅为了经济利益。华之鸿经常告诫子孙：“须知银钱，本天地间公物，特假手于人使用之耳。用得其当则福，不当则为祸。尔等宜望我积德，不应望我积财也。”由此可以看出华家三代人无谓艰难困苦，投入巨大人力、财力创办文通书局，不是为了出名，更不是为了谋利，而是为了“矫正时弊”，“解除民困”，“提倡文明”，“转移风化”，培养“推动贵州富强的先行者”。当代出版人应该学习华氏坚守创办出版机构是为了传播文化、启迪民智的传媒初衷，为我国的文化建设和人民的精神发展负责。

　　(二)重视人才对新闻出版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