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抗工属优抚问题研究(6)

　　抗战时期，随着战争兵力的投入呈增加趋势，边区政府克服了财政紧缺的压力，从制度上保障优抚工作的实施，从人力上动员边区民众(包括优抚对象)积极参与其中，最终有效解决抗工属面临的实际困难，有助于边区社会的稳定与抗战的发展。仅1943年29县市优抗(包括抗日军人家属、工属及退伍残废军人)统计显示“边区共197960户，抗属户数13114户，占边区户数的6.6%，而在清涧、固临、吴堡、新正等达到14.5%、13.9%、13.2%、13.1%”。林伯渠在边区一届参议会所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抗属代耕)固临代耕了三万九千九百六十三亩，神府代耕了一万零二十八亩。(安置边区外逃难来的抗日军人家属)仅延安县就达到一千以上，去年(38年)六、七、八几个月吃粮全由边区政府募捐供给。并安置他们，分与土地，发动农民代耕……安定南区部分乡的调查，在一千四百五十五垧(一垧等于三亩)抗属土地，只有四百二十五个农民代耕。平均每个农民需要耕种三垧半，而每垧地要九个人工和四个牛工才能耕好”。[21]9

　　强化了边区民众的劳动光荣意识，减轻了政府负担。一方面，边区涌现出一大批拥抗模范。抗工属的土地代耕，生产，生活用具调剂，粮食周转，平日的柴水，慰问等等，都是由边区人民群众来完成的。如贺生荣认真优待抗属，代耕的庄稼比自家好。[34]拥军优抗英雄孙万福担任其村优抗队长六年如一日，领导全村每年为四户抗工属代耕五十亩地。[35]另一方面，广大的抗工属中也涌现出了许多先进个人，他们用自己的劳动，保障了自己生活并成为边区人民学习的榜样。如安塞马家沟抗属王氏，四十八岁，自种地四垧，劝青年人学她“自吃自力”，被称为模范抗属。[36]志丹工属王金桂特别会养猪，在其辛勤劳作下，每月平均吃面十五次，平均每月吃肉二三次。[37]“赤水全县有九百零三户抗工属，大多数可以自身劳动解决生活问题，荣誉抗工属在赤水总人口中占1/4，抗工属从事副业生产，织布一千一百六十八长，纺纱二千一百十四斤，养鸡四千余只，养猪四百九十一只，养蚕抽丝五十七斤”。[38]

　　促进了边区的扩军、归队工作，加强了抗战动员。首先，边区政府积极制定和完善各种条例以保障优待效果，解决抗工属后顾之忧，改变了人们“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理念，群众纷纷鼓励亲人当兵上前线，积极支援抗战。1941年11月8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第二届参议会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三年来边区子弟曾不断向这支队伍里(边区主力兵团——八路军留守兵团和359旅)涌进，去年(1940)春季动员，原计划扩大部队3500名，结果竟动员了5000多人”，[21]85表明了边区人民的抗战热情和踊跃参军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优待抗工属工作对于维护军队稳定和归队运动开展有积极作用。边区民众大多响应边府号召踊跃参军，但也有些战士因“家庭观念重，又因农村经济逐渐繁荣，而抗属缺乏劳动力，一般赶不上他人”[25]181等原因，偶尔有开小差逃回家现象发生。边区的抗属们在优抚效益的激励下，积极行动起来，动员亲属归队。吴堡抗属张作莲，在归队运动开展之后积极配合干部工作，劝说丈夫归队，并且劝说张士有，张宗敬归队。她说：“你们都是青年人，为什么不在部队上追求上进，这次回去后要好好的工作，学习，生产。”[39]庆阳农民强义发严厉督促儿子归队，“你不好好当八路军就不是我儿子!”[40]边区部队的逃亡现象大为减少，逃亡率由1939年的15%，减至1940的5%。[21]86有些部队“如环县第分队两年半没有开小差的;骑兵第营8个月没有开小差的。营第连、延川县保安队，均6个月未有开小差的。营第连、第三营、延川县保安队均4个月未有开小差的”。[25]181抗属积极地动员家属归队，有效地巩固了军队，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再次，在边区优抚政策的安抚下，将士战斗士气更猛，家住边区的晋冀鲁豫某支队战士金旺，从前线寄信回家称“得知家中生活如常，甚为高兴，我们在外活跃非常，打了很多胜仗，消灭了不少日寇”。[41]而边区的子弟兵，因为优抗工作做得好，“互助劳动力超过抗属子弟在家的劳动力，家属一有困难上级均设法解决故而战士们保卫边区情绪也就更加增长”。[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