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抗工属优抚问题研究(2)

　　1942年4月，边区第二次政府委员会会议通过刘景范等提出的“加强优待救济案”，要求“坚持执行优待工作，抗属第一，工属第二……使优待范围明确化，抗日军人家属真正享受优待”[7]91。同年4月，延安市府颁布《优待抗日军人及其家属补充条例》规定：“每乡每年春秋冬三季召集全乡抗属联欢会一次，慰问及检查抗属生活，乡设优待委员会主任一人，村设优待小组长一人”。[8]有些乡村群众在自己制定的“拥军公约”中提出“抗属家庭，保证耕二余一;抗属购物，一律九折优惠;过年过节，慰劳军队抗属”。[9]5921942年6月，陕甘宁边区发布《关于优待代耕工作的指示信》，强调以“公平合理，大公无私，人远情在，人死情切”原则进行优待，要求“对于友军抗日军人家属住在边区者，应给予和八路军家属同等优待和代耕;对外县逃灾来边区之抗属，应给与优待”[7]199，确保全部抗工属享受应有的优待。

　　1943年1月17日，边区政府公布了《抗日军人家属优待条例》和《优待抗日工作人员家属暂行办法》[3]244-248，无论在政策的完备性、规范性，还是可操作性方面都是一大进步，是陕甘宁边区抗工属优待制度完善与成熟的标志。

　　首先，确立了优待原则要求，纠正优待中出现的“重工轻抗”现象，同时要求抗工属有资产和富裕者“不享受物质与劳力优待”，并“仍应对政府负担人力、财力、物力的征募和动员”。

　　其次，明确界定了优抚对象。抗属指“抗日军人①之配偶，并与抗日军人在一个家庭经济单位之直系亲属”，并且抗属要经过政府的认定。工属指“直接参加抗日工作，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的配偶与直系亲属”(特别强调只是家境贫困而无法过活的工属才给予优待，领取薪金和工资者不得享受优待)。

　　再次，制定了多种可行的优待举措。对于抗属不仅有购物优惠、招工优先、人力物力互助、贷款优先、子弟入学救济、代耕、医疗、负担减免与救济等物质优待措施，而且更加“注重提高抗属社会地位，并给与精神上慰藉”等精神优待，如“群众大会时，请抗属坐前排，每逢重要节日，公私向抗属访问”等。工属也享有子弟入学救济、代耕、医疗、负担减免与救济等物质优待措施。

　　除此之外，边区政府增加了关于取缔优待的条例。对于“迁移边区以外，或迁移他处已受所在地优待;抗日军人犯法革除军籍者;抗日军人逃跑，或非残废年老等原因脱离队伍者”，及时取缔优待(工属取消优待条件与抗属基本相同)，有效提升优抚效益。

　　二、陕甘宁边区抗工属优抚政策的实施

　　抗战爆发后，边区政府从多个层面注重对抗工属的优待，首先是从政权和政府运行方面保障了优待渠道的畅通，其次是采取多项优抚措施保障其生活、生产。

　　(一)民政优抚层级的构建及优待机制的形成

　　边区管理抗属与工属的最高机构是民政厅，具体管理是由二科负责，其主要职责为“赈灾、抚恤、保育及其他社会救济事项”。基层县政权则由一科负责管理“优抗救济”，乡级层面是“优抗救济委员会”。

　　边区政府、县、乡三级之间有着严格的工作汇报和批复制度。“县政府应每三月向边区政府及专署报告工作一次”，[10]“乡(市)政府每月向区公署至少汇报工作一次”。[11]优抗救济是县乡政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工作汇报的重要内容。1939年1月，环县政府报告中称抗工属“冬衣问题已经报告，本月只优待十分困难的抗属，如毛井区优待了四家，十五元;胡区优待了五尺布，是群众欢迎的”。[5]174边区政府肯定其优待工作并批示：“冬已过，现在注意抗属柴水问题，与尤其是代耕问题更为重要，你们应讨论出具体的办法，承报边府”。[5]171边区政府对统战区抗工属的生活十分重视，1939年延安县府呈文称“各区有一些抗工属及群众家系统战区住，他们来人在延安种地，收获粮食要驮回去以资全家食用，若不让运回则全家饥馑”，边府批复“抗工属按在统战区内人口数需多少经县府批准后，始准运回，同时保证留在边区抗工属明年之口粮以备饥馑”。[5]441-2边区政府还对工作中的错误倾向及时做出改正，如延安市工作报告中对救济抗属和难民采取了不恰当方式，边府批示到“救济抗工属难民之粮食，应根据其人口多少而确定发给之粮数，不应平均给一斗或两斗。”[12]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