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2)

　　在主办训练班过程中，叶剑英力争采用红军军事教育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努力实行民主管理，坚持启发式教学，同教职学员打成一片，大力开展学习竞赛和实践活动，加强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叶剑英经过认真思索，向汤恩伯提出了在训练班实行“自觉纪律”，强调学员自动、自觉、自愿地参加学习和遵守规章，官长起带头作用，坚决反对粗暴作风。这是国民党军队中从未听说过的新鲜事，实行以后受到了学员的普遍拥护，各队队长也多表赞成。凡是有关教育训练方面的事情，汤恩伯都请叶剑英主持。有些学员开始瞧不起“土八路”，认为游击战搞不出什么名堂来，后来一听讲课，觉得很有道理，就逐渐佩服起来了。

　　据薛子正、吴奚如、刘澄清等回忆，叶剑英借鉴红军学校办学的成功经验，强调教育训练要从抗战的实际出发，严格要求。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和讲义教材，都由他直接审定。他还注意言传身教，鼓励和指点初次任教的薛子正、吴奚如、李崇等八路军教官说，不要慌，充分准备好教材，拟个提纲去讲，千万不要死背。上课时要面向学员，不要光盯着讲义，要自然。还说：“你们是共产党的干部，讲课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并告诫全体工作人员：“我们是共产党员，每个人都是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党，不能给党丢脸。”他还亲自制定“工作六大注意”，即：坚定的立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并书写张贴在八路军教官集体办公的第一教官室的墙壁上，用以自励和互勉。

　　在备课试讲和课终讲评时，叶剑英还特意邀请其他各主要教职员来参加讨论。对此，汤恩伯很赏识，他几次在会议上表扬第一教官室的工作方式与作风。

　　训练班开课后，经过一段实践，叶剑英于4月23日写了《参加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工作情形报告》，派人送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并报中央。这个报告对训练班的准备工作及具体组织情形作了详尽的汇报。首先，他概括了教学生活方面的九个优点：(一)较广泛地实行民主。建立了“学员自治会”，学员代表参加学校各种会议。(二)教授法部分地采用了启发式。(三)教员学员均实行集体研究、集体创作。(四)实行“教”、“学”、“做”三合一。(五)教职员与学员生活打成一片，均参加朝会、早操、集体就餐等。

　　(六)区队长由学员选充，提倡自觉纪律。(七)建立学员小组会议(党的、学习与生活的)。(八)建立课外工作，各队出壁报。(九)以南岳附近三个区为实习区，每星期日集体到那里做实际的民众工作，各队订立竞赛条约。

　　报告的最后部分对训练班的作用、前景作了充分估计，写道：“根据我们现在已有的材料看来，的确证明(国民党方面)开办游训班的动机是包含着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真正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的目的，这是为着抗战利益的好的动机;另方面则包含着控制敌后游击战以限制我党所领导之敌后游击战的企图。在这一企图下，渗入了不少以“混资格”为目的的分子。因此，我们的第一个结论是：学员中好的多，坏的少，控制游击战的企图则是越上级越明显，而属中央军派来的学员又较其他派系的为明显。少数顽固分子的阴谋是存在的。根据上列分析，我们认为在统一战线的前途上，这次的工作是有不少作用的。我们相信在游击战方面，首先使他们认识了游击战的重要性与非神秘性，实际的体验了游击战中‘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的真理(我们的教材，也着重解释这两个口号)。这就使那些为抗战利益的进步学员，找到一条光明大道，而更接近于我们。同时也给那些少数顽固分子从事实上证明了中共对友党的诚恳态度，与对国家民族的无限忠诚，使他们那种不敢公开的企图，受到了群众的监督，良心的谴责，而有所顾虑，可能使其中一些成见较浅的分子有所觉悟。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这次参加游训班的工作，由于我们有坚定的立场，诚恳的态度，一般的说是有收获的，对统一战线是有利的。”①叶剑英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1939年4月23日。

二 备受欢迎的“游击战争战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