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作用影响

　　1935年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斗争持续发展的一年，是继1932年后又一个斗争高潮。东北抗日义勇军虽在1934年损失很大，但1935年春夏又有新的发展，大概有7万余人坚持斗争。这些义勇军千人以上的大股较少，多数为数百人或百人以下的反日山林队，有些仍保持原组织系统，有些则分散在各地。这些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很活跃，战斗很频繁，参战人数多。其特点是广泛攻打城镇据点、经常与伪军作战、频繁与伪警交锋。1935年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对东北抗日斗争的新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进一步掀起抗日斗争新高潮产生很大影响。

　　一、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沉重了打击日伪当局的殖民统治

　　1.日伪当局对义勇军的抗日活动惊恐不安。从伪《大同报》全年的报导中可见这种惊恐之情有增无减。如1月19日报导：滨江省14县参事官开会分析形势认为：“大小股匪，最近又蠢动之势，且现在匪贼比较上年亦形增多，若不彻底肃清，良民实难安居乐业。”同日报导义勇军两次袭击延吉县老头沟后的情况为“犹然一夕数惊，偶闻音响，即悚悚异常，大有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之势。”从报道义勇军活动所用之辞语亦可看出其惊恐状态。如1月20日报导，“从去年12月中旬以来，桓仁南部一带有朱司令、占东边、占边军等任意而行。”3月7日报导：“长岭大德字出没无常，深以为患”;23日又报导：“水曲杨，德林部大肆活动。”31日报导：“靠山、天德、北国、天邦等300人，在岫岩界大槽沟一带盘踞势欲思机逞凶。”4月2日在描述周太平500人时曾写到：“屡次讨伐，辗转逃遁。松花江、辉南、桦甸山深林密、易于隐蔽，且距官宪犹远，持险可守，遂据为根据地，交通机关常被袭击，宛然一匪城关卡。”4月29日报道：“清原猴石沟天合部枪弹充实，势莫敢当。”5月8日则报导：“久据朝阳、建平之大青山、张秋子、占德胜200余人，现增至400余人。虽警甲勤奋痛剿，奈匪日增其势，恐难暂灭，惟望当局速派重兵，严加铲除。”17日又报导：“德惠附近有大股匪，傻子200人，各地骚扰势甚凶悍”。6月23日报道：“嫩江地处边陲，山林近属，四境大小匪邦，屡见迭出。”26日在报导伪滨江省治安状态时，将义勇军活动描述为：“东部地区，出没无常，或聚或散;中部地区，其势力也不弱，为所欲为，用种种手段煽动人民，反满抗日”;“北部地区以木兰、东兴、巴彦、庆城四县为根据地，三五成群出扰之”;“西部地区，交的宽等时出时没”。7月9日曾报导：“吉滨线匪势猖狂，磐石县警察署被匪包围。”9月5日报导：“朝阳义军猖獗”;26日又报导：“凌南孙雨田等1000余人，声势浩大，延曼数十里进行大战。”11月20日报导：“三江好、青山好率伙甚众，均乘大马，腰挎快枪，凶焰熏天，勇不可敌。”12月3日报导：“9月以来，以建平为中心栾天林、小闫王5000余人，肆行无忌。”7日报导：海宽、天德“为斯猖獗，目无国军”。从这些报导中可见义勇军的活动，给日伪军当局造成的惊恐状态，确如谈虎色变，胆战心惊。

　　2.日伪军为扑灭义勇军的抗日斗争费尽心机。日伪当局为消除义勇军对其殖民统治的威胁，想了许多办法和措施。如在铁路两侧500米内禁种高棵庄稼;将铁路两侧250米内的树木全部砍除，甚至用11.5万元雇工1400人，以3个月为期将北铁沿线600米内森林全部砍掉，以使义勇军无藏身之处;为防止袭击，用250万元在京图、滨绥两线安装自动报警设备;为及时了解情报还在铁路、公路沿线增配军用通信鸽;双城还构筑40里长之防匪墙，珠河、五常亦仿之。为防范和“讨伐”抗日武装，各地大量增加警备人员。如滨江省6月增加警察1400人，7月又增编游动警察，专任联络流动讨匪，每县100人;海城一县增警察500人;7月，图门国境线警备队人员由40人增至90人。为对付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军政要员频繁开会，讨论对策。如5月23日间岛、吉林两省军部首脑、两省警署科长以上并日警署长开会，讨论治安措施。9月17日，滨江省召开各县参事官、指导官会议，讨论治安问题。23日，伪吉林第二军管区召开“讨匪”会议。12月13日滨江省召开第二次参事官、指导官会议，对治安工作极为重要，讨论明春“讨伐”工作要旨。日伪当局为尽快扑灭抗日烽火，采取日伪军一体化体制，实行总动员方针。如6月以来，苇河全县各军警全面动员，全线出动;虎林县实行海陆军总动员;阿城、五常警察总动员，清乡队联合出击。10月，安东省军、警联合讨伐队，警队全部出动四乡“讨伐”。10月下旬，开始全国总动员，日伪军警全部出动“讨伐”。为配合“讨伐”，伪民政部警务司还制定了“秋季治安工作纲要，以适应军方工作的实施。其要点是：“治安工作要置于军方领导监督之下，县方对其主体之事，自觉地、有计划地加以实施，县以县长、县参事官为中心，动员各方面，组成以行政警察为主体的治安工作队”。治安工作的重点是“检举剿匪、搜索收缴武器、宣传……保甲制度、户口调查、自卫团训练等”。此时，日伪当局已开始实行保甲连坐，建立集团部落，如“安东省已建集团部落8 186户”，“间岛省已建8 209户”，滨江省“防匪的电话、道路、桥梁都完备”。为督促讨伐，日伪军政要人亲自出马，如11月9日东条英机视察滨江;军政部李次长、永见高级顾问察视东边道;前田警务厅长视察五常;热河省总务厅长原武到各地视察;11月14日，吉林省顾问三毛司令视察额穆、敦化，督导“讨伐”;20日，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视察北部七省。以上这些都充分表明，日伪当局为消灭抗日武装，绞尽脑汁，真所谓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尽管下了这么大的力气，却未能达到目的，日伪当局也不得不承认：“虽一再痛讨，惟匪类众多，不易肃清绝迹”，“终未使其震憾”，“死灰复燃”，“卷土重来”，“越讨越多”，真是枉费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