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义勇军假道苏联回新疆纪实(下)

　　1933年2月27日，一直同新疆政府“分庭抗礼”的伊犁张培元，以伊犁“边防吃紧”“外族进入我方领土如入无人之地，如不尽快改变这种情况，我等都将成为千古罪人”为由，先后两次致电新疆省政府主席兼督办金树仁，要求调派一部分训练有素､回归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戍边。为促成金树仁同意之目的，张培元先做通了当时塔城地区行政长鲁效祖的工作，促使鲁也同时向金树仁建言:持续不断的接待工作使塔城财力枯竭､粮食告急，为减轻塔城地区接待上的压力，经和苏方协商，拟让部分东北抗日义勇军改道伊犁进入我境。出于稳定大局和制约张培元的考虑，金树仁在将李杜､王德林所属部队大部分调往迪化的同时，同意李､王两支部队中的1500多人，改由伊犁霍尔果斯(当时叫尼堪卡)入境，并由两支部队中职务最高的原吉林自卫军师长邢占清率领，留守伊犁，加强边务。这样“一分为二”的做法，使得张培元扩充势力对抗省府的“如意盘算”完全落空。

　　作为伊犁地区和迪化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共同首领，邢占清必须时刻关注迪化方向大部队的情况(事实上迪化方向一些主要军官的任免和替补，都是邢占清在伊犁做出决定并派人到迪化宣布的)，必须在大的原则和策略上同省府保持一致，加之张的队伍又远不是驻伊犁地区的义勇军的对手，张培元实际上是帮了省府方面的一个大忙，解决了省府长期忧心的一个“难题”:在伊犁地区部署一支听命于省府的军事力量。“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张培元，在这个问题上真可谓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从而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但对于绝大多数驻守伊犁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来说，能够在征尘未洗的情况下，放弃返回东北故土的愿望，投身到保卫祖国西部边疆的神圣事业之中，还是表现出了很强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在今天的伊犁地区，人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义勇军后代的身影，他们大都是第三代､第四代了，他们能够像自己的先辈那样，世世代代扎根祖国西部边疆，能够无悔无怨的为祖国西部边疆的稳定､发展和繁荣尽职尽责，本身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1933年4月28日，义勇军一部500多人回国到达新疆绥来县城(今玛纳斯)的时候，恰逢乌斯满匪帮在该地区疯狂抢掠杀戮。绥来驻军大队长杨德昌､县长雷煦联名致电金树仁，请求义勇军官兵协助剿灭匪帮､稳定社会。金树仁随即协商该部义勇军能否留守剿匪，很快得到了积极响应。

　　受命于危难之时的义勇军官兵均以边疆稳定大局为重，不讲二话，没有怨言，简单熟悉了刚刚配发的武器性能后(因为他们的武器已被苏方没收)，便连夜开赴剿匪战场，并最终以牺牲60多名官兵的代价，彻底消除了这一地区长达10多年的匪患。义勇军官兵返回时，绥来､沙湾两县各族群众倾城出动，欢迎凯旋归来的剿匪英雄，两县县城连续5天举行各种庆祝活动，深受匪患之害的两县群众更是家家张灯结彩､户户鞭炮齐呜。在为阵亡官兵举行安葬仪式的那天，两县群众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不分男女､不分老幼，全部按照东北安葬时的习俗，人人披麻戴孝，送葬的队伍绵延数公里。后来，每年的清明节前后，当地的各族群众都要自发来到安葬义勇军官兵的墓地进行各种悼念活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抗日官兵安息的地方，人们还时常可以看到当年两县群众自发为阵亡官兵所立的一些墓碑。

　　1934年10月，回归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被新疆地方政府改编为9个骑兵团和炮兵大队､战车大队､工兵队､通信队､教导团，分别驻守南､北､东疆广大地区;另外以东北抗日义勇军为骨干，组建了喀什､和田､阿勒泰､塔城4个边卡大队。此后，以东北抗日义勇军进疆和整编为标志，新疆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强大威慑力的现代化军队，新疆的边防事业也进入了一个“守边固防”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