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奘取经后经历了什么 唐玄奘回国后过得如何

2018-03-17 13:32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搬山道人 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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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

        这是历史上真实的玄奘的故事。这位凭借信仰的力量,九死一生从印度取回真经的佛学大师,返回大唐后,就要面对中国社会,尤其是政治的现实。
  玄奘的风光背后,有着怎样的无奈呢?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二十四日。46岁的玄奘出现在大唐帝国京城长安,眼前的场景一定让他十分恍惚:沿路挤满了追星的人群,每个人都想目睹这位传奇人物的容貌。
  在政府官员的迎接和西京留守、宰相房玄龄的接待下,玄奘进入下榻的弘福寺。
  随后,朝廷还在长安朱雀大街南端,把玄奘从印度带回来的520夹、共657部佛经和150粒如来肉舍利以及7躯金、银或刻檀佛像陈列出来,让官吏士人瞻仰。
  右武侯大将军、长安县令等官员亲自主持大会。因为盛况空前,必须动用京师治安衙司维持秩序,不许参观者随便烧香散花。
  大唐用盛典欢迎偶像的回归。此前为取真经无畏无惧的玄奘,此刻却颇为惶惑和疑惧。
  早在一年前,他到达于阗进入大唐帝国边境后,就派人跟随商队到长安向朝廷呈上表章。用意只有一个,向朝廷解释自己当年违禁偷渡出国的原因。
  尽管十多年过去了,他仍然担心朝廷会治罪于他。
  贞观三年(629年),他利用朝廷允许饥民四处就食的机会,跟随寻找粮食的队伍,溜出了长安城,一路向西,费时四年,行程几万里,才到达佛教的发源地印度。
  那时候,唐朝开国不久,西突厥雄踞中亚,新疆以及阿富汗一带的小国家均仰其鼻息。唐朝政府为了国防需要,禁止人民私自出国。玄奘多次向朝廷请求出国,都未获同意,只能采取偷渡的形式。结果,一路艰险,都被他逢凶化吉。
  现在,他要回国了,仍然担心朝廷追究旧账。
  上表八个月后,他终于接到允许回国的敕令。到达沙州(今甘肃敦煌西)时,为了证实朝廷敕令的确切,他再次呈上表章报告自己的行踪,听候朝廷发落。
  唐太宗李世民这时正在洛阳,准备出师远征高丽,接表后敕令玄奘速来相见。玄奘得到消息日夜赶路,希望在皇帝征高丽前见到他。
  皇帝的召唤和长安官员的隆重接待,都未能使玄奘放下心来。去国这么多年,他对国内的政治尺度有些吃不准。
  因此,安置完毕携带的经像佛典,玄奘匆匆忙忙赶赴洛阳。二月一日,他在洛阳皇宫仪鸾殿拜谒了唐太宗。此时距他抵达长安仅过去一周。
  此后20天中,玄奘被连续召入内殿密谈,从早到晚直至擂鼓关闭宫门。他们具体谈什么,史书并无记载。
  唐太宗为什么如此礼遇玄奘,一个曾经的违法出境者?历来说法不一。
  最爱君认为,唐太宗此时迷上佛教的可能性不大。李唐统治者尊老子为先,用“黄老之学”治国。唐太宗在位二十余年,道佛并举,但仍以道为主。
  史载,唐太宗曾要求“战地建寺”,为殉国战士作法事,但此举只能说明他是为了告慰安抚人心,而不能说明他本人对佛教有多少信仰。事实上,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对佛典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
  太宗急于召见远道归来的玄奘,与他欲建立东方世界霸业,开疆拓土有关。过去几年,他相继平定高昌,占领焉耆,准备征服龟兹。此刻,又要出征高丽。所以,他对佛学并不关心,而是让玄奘尽快整理西域各国的真实情况,好为他的“天可汗”大业服务。
  很明显,太宗是个惜才的皇帝。他觉得玄奘谈吐不凡,对西域各国地理、历史和国情了如指掌,便竭力劝说玄奘还俗,在朝中做官辅政。
  很不巧,他碰到的玄奘,也是个伟大人物。如果之前十几年的付出,只是为了积攒声誉,好在朝中做官,那就太把玄奘的理想庸俗化了。
  无论当年的九死一生,还是如今表面风光的君王礼遇,玄奘都未曾改变初衷。他的一生,只为信仰而活。
  所以玄奘一再婉言拒绝了唐太宗的“好意”。
  太宗又要求他跟随御驾东征高丽。玄奘以佛门弟子不得观看兵戎厮杀为由,拒绝了。
  不过,玄奘向太宗提了个请求,希望皇帝可以让他到少林寺翻译佛经。这个请求遭到了唐太宗的拒绝,皇帝不许他躲避入山。
  在这名雄才大略的天子眼里,玄奘说到底是有“前科”的人,现在虽说载誉归来,可以既往不咎,但我对你的了解和把控十分有限,而且你初到长安就万人空巷,号召力这么强,终归让人不放心。一切超越皇权掌控的举动,都不会被允许。
玄奘与皇帝的分歧,已经暴露无遗。一个得道高僧,拼命想要挣脱政治影响,安安静静地翻译经书,传播教义,而政治注定要与他纠缠下去。
玄奘的译经事业,单靠他一个人是无法进行的。他终归要与政治发生关系。
  在他的一再请求下,唐太宗虽然不许他入少林寺,却恩典他入居长安城中条件最好的寺院——弘福寺译经,并给予官方经济资助和其他便利条件。
  短短两个月内,玄奘就组织起规模空前的第一流“译场”,汇聚了当时帝国首屈一指的佛学才子。
  玄奘知道,没有皇帝的特许和政府的财力支持,这一切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因此作出了一些有底线的妥协。
  他请求皇帝派出五名护卫守门,说出来的理由是长安万人空巷,争相观看,他担心译经受到干扰;没说出来的理由则是,他知道太宗对他有疑虑,派人守门可以让太宗放心。
  他在翻译佛经工作开始之时,第一时间应太宗的要求,日以继夜写出了10万多字的《大唐西域记》,作为大唐统御西域的指南。
  他虽然反对以佛教理论比附道教,但还是在太宗的紧迫命令下,组织参与将道家经典——老子《道德经》翻译成梵文,并由王玄策在第二次出使中印度时带走。
  这一切,使得玄奘的译经事业有了顺利进行的保障。为了换取皇权的支持和恩惠,他不得不违心完成朝廷交给他的一些任务。
  到唐太宗生命最后的两三年,他对佛教和玄奘的态度有了一些微妙的转变。玄奘曾将他正在翻译的《瑜伽师地论》送给皇帝详览,太宗看完后连称“佛教广大”,并承认自己以前对佛教的批判都是妄言。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与玄奘交好的重臣,趁机替玄奘说好话,太宗于是赐给玄奘一领价值百金的袈裟,以示对玄奘的重视。
  为了佛教在唐朝站稳脚跟,玄奘早先就曾向太宗乞经序,但遭到拒绝。这一次,唐太宗终于同意了,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皇太子李治也受感染,写了《述圣记》。这两篇文章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佛教在唐朝传播的护身符。
  贞观廿三年(649年),唐太宗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玄奘扔下手头翻译的经卷,陪从太宗到终南山上的翠微宫休养。他在御榻前讲经,给了病重的皇帝很大的宽慰。一直到太宗病逝,玄奘才随着送葬灵枢返回长安。
  新皇帝上位后,玄奘的命运随着政治沉浮,遭遇更加凶险。
  由于唐太宗晚年转而笃信佛教,时为皇太子的李治为了讨得父亲的好感,也与玄奘频繁互动。但像父亲早年一样,李治也是道教的拥趸,追求炼丹长生。
  继位后,唐高宗李治逐渐卸下伪装,对佛教和玄奘的态度有所转变。
  永徽六年(655年)五月,尚药奉御吕才公开质疑玄奘的佛学不权威,原因是他发现玄奘三个弟子对佛经的疏解互有矛盾,莫衷一是。吕才列举了玄奘弟子的释经中互相抵牾的40多条内容,写成一本书,在朝野间广为传播,以此打击玄奘。
  这件事对玄奘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他的弟子慧立后来写信求助于左仆射燕国于志宁。或许是在朝中高官的出面干预下,吕才方才不再大肆宣扬。
  这场学术官司打到皇帝跟前。唐高宗敕令,让群臣学士等人去慈恩寺,由玄奘与吕才当面定对。结果,据佛教徒的记载说,是吕才“词屈谢而退焉”。不过,实际情况可能是不了了之,因为吕才的原作已经遗佚,现在看不到了。
  尽管事件平息了,但吕才的出现,背后的动机并不单纯。
  当时,玄奘的地位相当于先朝国师,太宗在世的最后日子里,几乎都是他陪侍在侧,朝臣中也有很多高官是他的弟子。而吕才作为尚药奉御,只是替皇帝皇后亲尝药物的五品下小官,如果没有来自宫廷更高层面的授意,他会冒冒失失地向玄奘“开炮”吗?
  总之,吕才事件后,玄奘的行动已经不那么自由了。高宗不仅派出六臣“监视”玄奘译经,移驾东都洛阳也要玄奘随行。这些表面看是对高僧的优待,实际上却形同监禁。
  在洛阳,玄奘同高宗的关系,几乎重复了当年他与太宗的关系——互相提防,互不信任。
  玄奘再度奏请入少林修禅并译经,高宗很不高兴,除了拒绝,还让玄奘以后不要再说类似的话。玄奘这才知道,自己又一次冒犯了禁忌,赶紧上表谢恩,表示“不敢更请”。
  高宗为什么这么提防玄奘?这主要与当时的权力斗争有关。
  继位几年后,高宗欲从父亲指定的辅政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手中夺回大权,发动了打击辅政旧臣的政治运动。玄奘从太宗朝就与这些大臣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而也被归入打击的派别。
  玄奘其实并不糊涂。他应该预估到自己所处政治环境的凶险,在各种上表中极力讨好高宗和武后,包括称颂帝国出现祥瑞之兆,并说服高宗、武后将皇子李显剃度。他这么做,仍是为了佛教的传播,以及译经事业能够得到朝廷的资助。
  然而,结果似乎不理想。
随着辅政旧臣中硕果仅存的于志宁——那位在吕才事件中帮助玄奘的朝臣,也失势远谪,玄奘在朝中可以说已经孤立无援了。不久之后,他上表请求到玉华寺译经,以自贬求自保,希望远离京师避祸。
  麟德元年(664年)二月五日,玄奘圆寂。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他已经预感到译经事业在有生之年不可能完成,因此勉励弟子们加紧翻译,勿辞劳苦。
  这是他毕生的心血所系。
  想当年,他只身赴印度取经,充满了拼命的精神。史学家黎东方评价说,本来,天下的大事业何一非由拼命得来?这条命如果不拿去拼,拼取比较有意义的东西,勉强留下来也无甚价值可言。因为活到一百岁还是要死的啊!
  回国后,他为争取最高统治者对佛教和译经事业的资助,不惜多方妥协,甚至“讨好”皇帝。对于他这种原则性极强的人来说,如此心理斗争,也是相当拼命的。
  为了追求一个目的,他就苦干到底,必要时还要拿性命来孤注一掷。这就是玄奘。
  玄奘去世后,御医才从长安出发赶往玉华寺。唐高宗不太待见玄奘,由此可见一斑。
  通行的说法是,高宗听到玄奘圆寂的消息后,罢朝三日。实际上,他只是当日罢朝,次日依旧临朝。
  更奇怪的是,玄奘下葬时,高宗仅表示朝廷负责丧葬费用,但并没有任何朝官出席葬礼。他的塔也没有塔铭,没有公卿名士撰写碑文。这跟唐初其他高僧的死后待遇,差距很大。
  高宗对玄奘无疑心存很大的芥蒂,无法消解。
  玄奘起初葬于白鹿原,5年后,被起棺重葬于少陵原。在入土为安的文化氛围里,改葬是很忌讳的一件事。历史文献一般解释为,高宗时常从长安城宫中望见白鹿原上的玄奘白塔,产生伤感之情,所以要让改葬。但这一说法疑点重重,最基本的,高宗如果对玄奘感情这么深,就不至于改葬的时候仍然没有给予任何殊礼,依然没有塔铭及其他尊荣,也没有朝臣参与。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高宗是要看看玄奘的遗身是否完好,借此验证他的修为。信奉道教的高宗,知道道士修真有尸解之功。
  结果,发棺重葬,发现玄奘肉身不坏,完好如初。而对于改葬这件事,据玄奘的追随者慧立记载,则是“门徒哀感,行侣悲恸”,信徒们显然是不愿意的。
  最爱君开头说了,《西游记》是一部极其伟大的小说。但有一点必须提出异议,在《西游记》里,唐僧被写成为了大唐皇帝的江山永固而赴西天取经。这不仅是对玄奘的信仰和终极关怀的诋毁,更是无视玄奘归国后政治境遇的瞎编。
  可惜,现在大多数人只知道《西游记》里唐僧的无能和鸡贼,而不知道历史上玄奘的勇猛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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