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工民主党在广州开展抗日斗争的回忆（下）

　　为了取得合法活动和给养，我们通过曾其清(当时他任国民党六十五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梁世骥(当时任国民党一五四师师长)的关系，取得六十五军军长李振球的同意，把我们这个队伍编为六十五军前敌总指挥部别动部队，委派钟岱为总队长，黄桐华为副总队长，下设宣传队、武装中队两部分。武装中队队长徐云胜，指导员张建中，教官钟国辉(留日学生，台湾人，后来参加共产党，1947年参加台湾“二·二八”起义，光荣牺牲)。宣传队长由肖怀德担任，下设3个宣传分队，每队约20多人，分别由李汉英、张德凌、梅日新、何国炽、蒋炎、梁树纲等担任正副队长。

　　为了提高对抗战形势的认识，加强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念，我们举办短期学习班，分别由李伯球、郭翘然、吴今、陈柏麟、曾其清等讲授抗战形势、国际形势、日本侵华史略、如何做群众工作以及军事训练等等。经过学习和训练，三个宣传队都到附近乡村向农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我率领第三宣传队，曾到过新丰的新岭下、遥田、沙田等地进行宣传。每到一地即进行家庭访问，用演话剧、教农民唱救亡歌曲、出版壁报和写标语、漫画等活动，来唤起民众，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

　　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1939年春，别动总队作了调整，把原来的宣传队分为两队，输送到国民党部队去当政工队;把武装中队输送到六十三军，组成递步哨站。

　　两队政工队是：一队由徐云胜、梁树纲担任正副队长，率领王鸾凤、司徒洁等20多位同志到一五八师去;另一队由梅日新、何国炽担任正副队长，率领李汉华、吴锦华、何静文、廖景夏、邓元长、陈志等20位同志到一八六师去。

　　这两个政工队在国民党部队两年多，主要是对士兵和驻地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一是扫盲，教士兵和群众识字;二是教唱救亡歌曲;三是上政治课，对士兵和群众进行抗战形势教育;四是轮回到团、营驻地演剧，演出内容多数是根据当时军民团结抗日的突出事迹自编自演;五是不定期地帮助团、营办政治学习班，系统地讲述政治、经济基础知识和日本侵华史等。我们每到一个新驻地，便立刻派出同志访问当地群众，了解地方情况。并选择好地点，在墙壁上刷写旗帜鲜明的大标语、大漫画，如“军民团结，一致抗日”、“打倒日本侵略者”、“抗战必胜”……等大标语到处可见。此外，还出版壁报，到街头演唱等，以鼓舞和教育群众。每当要演剧时，群众自觉拿出大竹竿、木杉、门板等和我们一起搭架临时舞台，情绪十分热烈。特别值得一提的，被输送到一八六师政工队的，都积极参加了1939年12月的第一次粤北战役和1940年夏的第二次粤北战役。在从化鸡笼岗、良口、石榴花顶等战场上，我们这群年青人同部队官兵一样拿起武器，把颗颗复仇的子弹打向敌阵;在战斗空隙或行军时，又拿起笔杆将战场上可歌可泣的事迹写成诗歌、剧本、短文和漫画，为部队演唱，借以鼓舞士气;有些同志还深入战地救护伤员。我们为粤北第一、二次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在战斗结束后，我们也参加了清理战场的工作。众所周知，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人民的屠杀是极其野蛮残酷的。回忆当时在清理新丰县梅坑战场时，我们亲眼看到敌人所到之外，庐舍皆成废墟，尸骸遍野，惨不忍睹，而其时适值盛暑季节，许多人畜遗尸已经腐烂生蛆，臭气熏天。我们怀着悲愤的心情，含着热泪去掩埋素不相识的同胞尸体，每掩埋一具尸体，就对敌寇增加一分仇恨，记下敌人一笔血债。

　　当时第三党广东省组织根据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并分析余汉谋十二集团军的高级军官同农工党创建人邓演达先生的关系，在广东的10个师中，有一半以上师级军官均是邓的友好故旧、门生僚属，如李煦寰、李洁之、李振球、梁世骥、曾友仁、莫希德、黄涛、赵一肩等，他们对邓先生甚为崇敬。这些有利条件是我们做好国民党军队工作的好时机。因此，组织上运用郭冠杰与李煦寰是陆军小学同学，又是一起留学法国的同窗旧谊关系，介绍了一批第三党的高、中级干部到十二集团军。当时在政治部和各师(旅)、团政治部门担任重要职务的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