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的广州地下党(2)

2018-03-05 19:28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郭太白手机版

　　来自珠纵系统的，领导人是郭静之。党员人数在10人上下。他们在广州建立了一些很重要的交通站、联络站。如云台里交通接待站、米市路广安柴店联络站等。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珠纵部队活动。

　　来自北江特委系统的，领导人是何君侠。北江特委派党员到广州活动时间比较早，人数也比较多，前后总人数在30人以上。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北江游击武装部队服务。他们在广州建立好几个据点，早期曾经在广州二沙头办过训练班，输送了一批进步青年到游击区。他们的领导人原来是王磊，后来王调走，交给何君侠。但交给何君侠领导时，有小部分党员交回北江特委直接领导。

　　总之，当时广州地下党总人数在80人上下，外围组织“游击之友”大约100人不到(以上数字仅是我个人的回忆，没有文件作依据，可能会有些出入)。

　　我同上述四条线的领导同志接上组织关系以后，这四条线的党员也就基本上统一起来了。

　　当时党的组织形式仍然是单线联系，没有建立市委或市工委。我作为主要领导人，直接联系五个“线头”：余美庆、麦任、曾珍、何君侠、郭静之。这5位同志所联系的关系则照旧不变。

　　我同余美庆、麦任的联系很密切。我住在麦任家，天天见面。余美庆住光复北路芦荻西，我每隔三两天便去找他一次(按照秘工条例，余美庆不知道我的住处)。有什么大事，都是我同余美庆、麦任三人研究决定。所以，这时虽然在形式上没有建立市委，但在实际上广州地下党的领导核心已经形成。这个领导核心就是我、余美庆、麦任三个人。这样，原来广州地下党的四股力量也就拧成一股绳，并且有了一个指挥中心，为以后采取大规模行动打下了组织基础。

　　当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巩固党的组织，慎重、严格地发展新党员和比较放手地发展“游击之友”，对党员进行形势教育、纪律教育，特别是秘密工作的纪律教育、革命气节教育和关于群众工作、斗争策略的教育。

　　当时我的公开职业是在十三行路的“华昌药材行”(就在解放后利口福饭店隔邻)当“老板”。华昌药材行是梁广同志和一个商人合股开办的。梁广离开广州时，把这个“老板”让给我来当。该店由党员曾序堂主持店务，所以曾序堂也是我直接联系的。我不在这个商店住宿，只在每天中午前后走来转一趟，有时还要和那合股老板同上茶楼饮下午茶，应酬一下。看上去我很悠闲，心里却时时处于紧张状态。

　　还有一个党员叫黎培之，他在十三行一间银铺做事。这个关系原是梁广联系的，后来也由我直接联系。他的主要任务是掌握金融界情报。金融变幻往往是政治风云的晴雨表，所以掌握金融情报十分重要。另外，为解决党的活动经费急需，必要时可以通过黎暂借一些钱。

　　作好应变准备

　　1945年三四月间，省委派余慧从东纵根据地来到广州，向我们转达了省委领导对广州工作的指示，要求广州地下党进一步加强各方面的工作，作好应变准备，随时配合武装部队，里应外合消灭敌人。

　　这时，广州形势已日渐紧张。自一月以后，美军飞机轰炸广州愈加频繁，架次规模越来越大。广州市面呈现一片混乱景象，经常停水停电，米价、金价狂涨，汪伪发行的储备券严重贬值。种种迹象表明，日本败局已定，汪伪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中。但是敌人仍作垂死挣扎，进一步强化其法西斯残暴统治，经常出动大批宪兵、特务、警察进行搜索、警戒，以图稳定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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