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救亡日报》（广州版）

　　上海沦陷后，大批文化工作者和救亡青年都撤退到武汉和广州。而广州则又是一个对外——特别是对东南亚华侨宣传团结抗战的重要中心。为了争取《救亡日报》早日在广州出版，我们先派了一个由林林、姚潜修、叶文津、郁风、于立群组成的先遣队到香港。这五个人中，只有叶文津是广东人，他在香港有亲戚，因此，他是这个先遣队的主要联络人员。据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所述，他于1937年11月27日离沪经港赴穗。我已记忆不起林林他们赴港的确切日期，但郭老到香港后第二天就遇到林林等人，因此他们动身的日期该在上海沦陷后不久。我大概是12月初到达香港。据我回忆，我们是在12月10日左右离港去广州的。

　　当时正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两党关系还比较融洽。特别是由于粤系军阀和蒋介石之间还有一些矛盾，因此郭老抵广州后由一位前十九路军的团长给介绍拜访了余汉谋。余对《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表示欢迎，并捐助了毫洋2000元作为开办费用(郭老在《洪波曲》中说：余汉谋答应每月捐助毫洋1000元，似有记误之处。因为假如每月捐助毫洋1000元，我们不至于在开办二三个月后就感到经费拮据了)。同时，通过郭老的关系，在长寿路找到了报社的办公地址。并经一位姓陈的橡胶厂主的帮助，在官禄路(现名观绿路)找到了一处宿舍。这样，《救亡日报》就在1938年1月1日在广州复刊了。不久，郭老就和于立群同赴武汉。《洪波曲》中所说：在车站送行时，我曾对于立群说：“到了那边，不要和别人‘拍拖’呀!”这是事实。因为上海抗战初期，于曾和我谈过要去延安学习，我同意了她的意见。后来情况改变，我察觉到郭老需要有她这样一位助手，就又同意了她留在武汉。

　　《救亡日报》当时没有印刷所，是委托一家当地报纸代印的，每日印数8000份;也没有发行机构，是委托新华日报驻穗发行所代办的。工作人员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之外，周钢鸣、彭启一和国民党方面来的汪馥良、张镛也相继到了广州。潘公展派的另一位总编辑樊仲云则到了香港以后就停下来，为香港的国民党党报工作，一直没有到广州来。1939年后，他就偷偷回到了上海，参加了汪伪组织。由于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当时在广州对于“外江佬”是看不顺眼的)，我们又争取了一些广东籍的同志参加了报社的工作，其中有华嘉、陈子秋、谢加因、蔡冷枫等。欧阳山、草明、司马文森、黄新波等也当了我们的义务记者。我们还是照上海的办法，工作人员一律不支薪水，写文章不付稿费，每月只发5元的生活费(有人记得是3元)。和上海不同的是，对外地来的人由报社提供宿舍，大家在一起吃大锅饭。后来还有不少流亡到广州的人参加了报社的工作，如高灏、高汾等。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在马路上拣到了一个10来岁的名叫阿华的孤儿，作为报社的勤务员，他一直跟着报社到了桂林。

　　这里要补述一下，在经过香港时，廖承志曾转给我们一份周恩来发来的电报，指示两点：《救亡日报》必须争取公开合法。因此，一、社内的党组织不和当地党组织(广东省委)发生联系，也不吸收新党员。有事由我和十八集团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单线联系。有难于解决的问题，则可去港向廖承志请示。二、抗战开始后有不少在欧洲和美国的党员、爱国人士将回国参加工作，他们经过广州时，指定我以《救亡日报》总编辑的身份和他们联系，有证明文件或我熟悉的，可根据他们的希望介绍到大后方或解放区;没有证明文件和我不熟悉的，则要他们去香港与廖承志联系。因为当时国共两党关系较好，故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曾派了蒲风(饶彰风)以作家身份和《救亡日报》经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