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二）(3)

　　根据地内除各级公安保卫机关拥有逮捕、押解、拘禁、处罚等权外，各级政府在特殊情况下也有上述权力，但都作了严格的限制。如津浦路东办事处和保安处规定，在奉命之下乡公所只有侦察权，没有逮捕权。遇到临时紧急情况，有材料有证据而禁押的政治犯，要在24小时内解送上级机关处理。区署也无逮捕权，但对奉命逮捕或在紧急情况下，依真凭实据所破获的政治案犯，逮捕也不能超过3天，更不能随意处罚或擅权枪决。县政府虽有逮捕、拘禁、审问、处罚等权，但需请示上级，并转交保安处或司法科执行。同时又规定，逮捕人犯时，均应携带上级机关指令文件，尤其是越境捕人，必须函请当地政府协助，禁止秘密捕人。

　　1943年6月，中共中央社会部制定了《审讯工作基本条例》，详细规定了审讯工作中必须严禁的事项。从1943年开始，根据地全面贯彻基本条例和华中局锄保会议精神，认真改进审讯看守工作，注意加强对人犯的思想教育。1941年上半年，津浦路东保安处共关押821人，其中批杀83名，交保释放43名，释放367名，驱逐出境21名，未决犯143名，争取利用30名，其它呈解别处。1943年以后，根据地越来越巩固，对人犯的处罚又增加了叛徒刑、罚苦工等方法，给一些罪行较重的人以出路。1944年，津浦路西公安局在押人犯1172人，其中被处决172人，叛徒刑6人，罚苦工35人，驱逐出境98人，呈解上级和别部85人。由于在审讯看守工作中，注重教育感化作用，有一部分人犯受到党的政策的感化而改过自新，有的还被争取利用。在上述1172名人犯中，就有726人经教育释放，111人争取利用，占人犯总数的71.4%。

　　淮南根据地的反国特斗争，一度出出现过“扩大化”的错误，发生了一些冤错案件。如1943年9月，津浦路东天高办事处公安局在办理一起“三青团”案件时，轻信口供，错误逮捕70余人，造成很大负面影响。整风运动期间，淮南区党委组织力量复查了这个案件。区党委副书记刘顺元先后两次主持天高“三青团”案件的复查工作，作出了“天高三青团作为有组织、有系统地在根据地进行反革命活动是不存在的，应予平反”的结论。淮南区党委于1944年冬在天长铜城镇召开了平反大会，区党委负责人刘顺元、行署主任方毅等到铜城，宣布对有关人员予以平反。

　　由于处于战争环境，加之根据地的公安保卫机关建立时间不长，因此在审讯工作中，有时也出现偏差。如轻信案犯口供，缺少精细地判断和分析，以致造成一些冤、假、错案。1941年8月，所谓路东“托派”案件，就是全凭口供的一起错案。事情的经过是：1939年底和1940年初，一批广西学生军随中共在大别山地区工作的干部一同撤往苏皖边区，一部分到皖东北，一部分到皖东。1941年7月，因怀疑学生军中中共党员干部是广西“托派”分子，第四师淮北地区进行“肃托”，后牵连到第二师淮南地区。8月，津浦路东保安处将天长县委书记王陵、六合县政府秘书谢东来作为“托派”怀疑分子关押审查。在审查中，因错误地使用诱供、对供等手段，轻信口供，致使事件扩大。在第二师、第四师地区因“托案”被审查者共45人。1944年，经华中局审查，取消了被审查者“托派”怀疑，予以恢复党籍和政治名誉(因形势紧张，当时未及时对案件作出书面结论。1984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了《关于1941年新四军四师和淮北、淮南根据地所谓“托派”案件彻底平反的决定》)。

　　交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