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法师：筹款救国 为抗日救灾奔走呼告

　　圆瑛法师(1878-1953)：中国近代佛教领袖，1929年与太虚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并连续数届当选主席，法师一生为团结全国佛教徒、促进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

　　号召抗日筹款救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出兵强占我国东北三省。适值此年，圆瑛法师被选举为中国佛教会主席。他目睹流亡到关内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关外同胞，耳闻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的种种暴行，深怀国土沦丧之痛，感到自己作为全国佛教会主席、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应为御侮救亡尽力，有责任唤起民众抗敌卫国。

　　因此，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圆瑛法师便在上海圆明讲堂亲自主持了护国道场，并以全国佛教会主席的名义通告各地佛教会组织启建护国道场，并致电蒙藏院，要求制止日本强占我国土之侵略行为。

　　在圆瑛法师的倡导下，全国各地的寺庙都启建了护国道场，一时间各寺庙香烟缭绕，听者云集。

　　圆瑛法师从佛教的角度阐释保家护国的道理，起到了号召民众起来抗敌的重要作用。

　　当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华北时，圆瑛法师又在上海发起启建丙子护国息灾法会，并请在苏州闭关的印光法师至上海说法，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暴卫国，为抗日将士捐款。印光法师“每日说法2小时，万众围绕，盛极一时，圆满日皈依者千余人。”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又同为崇尚佛教的国家。“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圆瑛法师即以中国佛教会主席的名义致函日本佛教界，号召日本佛教界“共奋无畏之精神，唤醒全国民众”，“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在函中，圆瑛法师指出：“我佛以慈悲平等救世为主义，贵国号称信奉佛教，对国际间应实施慈悲平等主义，而造成东亚之和平，进一步而造成世界之和平。”从佛学的角度，阐明了处理国际关系所应持的平等原则。圆瑛法师致日本佛教界的函，语重心长，富有说服力，不仅在日本佛教界产生很大反响，而且在东南亚佛教徒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7年10月以后，圆瑛法师几度携带其随侍弟子明旸法师出国，分赴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怡保、马六甲等地讲经说法，筹款救国。每到一处不仅得到当地佛教界的欢迎，而且得到广大华侨的热忱捐助，为抗日救灾，筹集了大批款项。至1939年止，总计募得10万余元，并陆续汇往上海，充当抗战经费。

　　组织佛教会灾区救护团

　　佛经说，菩萨云游四海，普渡众生于水火苦难之中。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置中国人民于巨大的战火苦难之中。对此，圆瑛法师对身边的弟子说，菩萨慈悲，“不能一任强暴欺凌迫害”，“不能坐视弱小无罪者横遭杀戮”，“岂能眼看着无数生灵在敌机疯狂滥炸下殒命”，尤其不忍听那“为了抗击日寇而负伤在沙场上断臂折足的战士哀号”。作为佛家弟子应秉承菩萨原义，行救苦救难之责。

　　“卢沟桥事变”一爆发，圆瑛法师就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由他亲任团长，并紧急通知京(南京)沪地区各寺庙派出200多名年青僧众，往上海玉佛寺报到，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随后，第二汉口僧侣救护队、第三宁波僧侣救护队相继成立。

　　身为救护团团长的圆瑛法师，要求参加救护队的每位僧侣，发扬佛教救世的“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的三大精神，无所畏惧，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忘却身家之我见”，以大慈大悲去救苦救难。僧侣救护队深入前线，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救死扶伤，护送难民。仅京沪队第一分队，“出入江湾、闸北、大场等前线，抢救受伤战士不下万人”。本为不染血腥的清静之地的寺庙也辟为收容战地伤兵的佛教医院和接纳灾区难民的佛教收容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