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敬坤：我的“抗战八年”(7)

　　当天确定的宿营地是六十里铺，下午三点就到了。我和堂哥商量好，决定继续赶路，再走30里就能到家。大概下午6点多我们到了家，告诉家人学校要迁到潢川去，家里为我们的去留意见很不一致，父亲说：“都留在家里，不能上学，日本人来抓去怎么办?”大概是怕我们被抓走，家人不再争论。父亲那天晚上对我说了很多话，我因为走了一天路，太累、太困，听听就睡着了，不过有一句话我听得很清楚：“能念书就念书，不能念书就投考军校，将来带兵和日本人拼吧!”(说到此时，刘先生哽咽了)

　　第二天，母亲杀了一只鸡，又煮了过年时存下的腊肠。给我吃了满满一碗鸡，把腊肠切成段放在我的饭包里;父亲又把12块钱交给堂兄保管。吃过午饭，雇工杨大就陪我们兄弟二人往三河尖走(学校确定，第二天的宿营地是三河尖)。走了不到一里地，老远听见有个小孩喊我们，等近了，原来是我的胞弟，他一边喘着气，一边说：“妈叫我，要我把压岁钱都送给二哥。”我一数是2元5角。这样家里统共给了我14块5角钱。

　　1938年5月23日下午，我就这样离开了家。

　　你们都是不足三尺的童子，怎能执干戈以卫社稷!

　　我们在当天下午赶到了三河尖。第二天一早又出发赶往当晚的宿营地桥口集。第三天，我们的宿营地是固始县，记得当时年龄较小的同学集成了一伙，说：“咱们赶不上大同学，几个人一起慢慢走。”我们中年纪最小的叫齐仑，大概比我小两三岁，后来他在湘西永绥病逝了。走到桥集口，累了，我们就坐在路边休息，齐仑说他想家，说着说着就哭起来。我们几个人劝他，劝着劝着也哭起来。

　　终于到了固始县，我们在县中学住了一个星期，当时农村正在麦收，一些同学三五成群地去帮农民捆麦子，农民中午留吃一顿饭。我没有去，抱着一本《中华民国最新形势图》看，知道了阜阳到潢川的路径，也知道了在湖北和河南中间隔个大别山脉。

　　一个星期后，我们到了潢川，潢川明朝时叫光州直隶州，隔了潢水有南北二城，中通大桥，当时五战区司令部从徐州撤到潢川。潢川真是大军云集，南北城全是军人，许多左翼文化人也在这里，比如臧克家，许家屯正在这里的抗战青年军团当学员。我们住在了潢川乡下的樊村铺。正值梅雨季节，天天下雨，一出门，路上全是泥，一些同学聚在屋里推牌九。我没钱，也没兴趣，继续看地图，皖、豫、鄂三省的边界几乎都印在了我的脑子里，举凡县城、村镇我都能一一绘出。

　　一天，雨停了，学校通知我们到汽车站去听方委员、邵委员训话。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只见从潢川方向来了一辆小汽车，一前一后地走出两个穿中山装的人。苏校长说：“今天方委员和邵委员从武汉到了六安，又从六安赶到潢川给大家训话……”先是方先生讲，他讲得很短，因为他是桐城口音，我们这些皖北同学都听不大懂。然后是邵委员讲，他告诉我们，他是颍州中学的老校友，名叫邵华，在教育部工作;方委员也是安徽人，在教育部做党务工作。陈立夫部长(当时陈立夫任教育部部长)派他们来是要他们看看徐州失守后安徽教育界的情况。邵委员说：“从武汉出来时，陈部长交代说，能迁的话，先要把安徽的省立学校迁到武汉，再做安排。我们先到了六安，才知道颍州三校已迁到潢川，我们就从六安赶到潢川来，目的是动员你们迁校到武汉。”说到这里邵委员拍拍胸脯：“搬到武汉去，有困难就找我这老校友!现在潢川有人(指当时在潢川的‘左’翼作家臧克家)讲风凉话，说抗战时期，别人都往前方跑，安徽人却往后方跑。看看你们，都是些不足三尺的童子，怎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他又说：“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战争，也是中国和日本国两国的战争，不是两三年就能打完的。前方要打仗，后方还要建设。我们安徽全省大半都成了战区，怎么念书!现在给你们迁到后方去，也是给我们安徽保留念书的种子呀!”邵先生讲到这儿，哽咽了。这个场景我是记忆很清楚的。

　　在流亡的路上